张末:如何做张艺谋的女儿
张艺谋对女儿张末说,你再怎么拍,估计也达不到我的成就,所以你就按自己的路走吧。
张末觉得这句话令她解脱。
文|姚璐
编辑|季艺
张末最近正忙着剪辑自己的新片《28岁未成年》,她从家里匆匆赶到经纪公司接受采访,正逢宣传工作人员在讨论最新版本和上一版本的区别,觉得精彩许多。
张末安静地听完,随后说起当初有人对粗剪版不满,她毫不担心,心想「其实你们现在担心的问题到后头都不会是问题」,她给《人物》记者讲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老人在把树根雕刻成一条龙,「就很多人就说哎呀,难看死了,你雕成这样。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接着雕刻他的,然后又有一拨人来看,说这怎么这么难看,根本就不像条龙。结果当他雕完之后给大家看,大家说哇,原来是这样!」
她形容自己很「稳」,并相信这种性格与生俱来。作为张艺谋的女儿,她袭承了父亲的职业,也保有了相似隐忍坚毅的个性。
但除此之外,她认为自己作为导演和父亲并没多少相似,时代变了,父亲表现的是「大环境的压抑」,而她的主题是「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困境」。拍摄《28岁未成年》时,父亲来探过一次班,他和主演打了招呼,逗了逗自己的小外孙们——张末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一小时后就走了,张末忙着拍戏,「我当时没有顾得上他」。
很多时候,拥有一个强大的父亲,是一种荣耀,往往也带来一种巨大的阴影。但在美国独自生活十多年的经历让张末相信自己完全避开了这种阴影,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取得成就,通过自己的价值获得认可。在从一个孩子长成一个成人的过程中,她说她首先成为的是自己,而不是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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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没想从事电影。我16岁不到就去了美国,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建筑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艺术,我当时就想是找一门专业,能把所有的艺术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想到了建筑,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综合艺术体。那时候说句实话也比较较劲,我听别人说建筑特别难,很多人5年才能毕业,我说那我就学那个,什么最难我就学什么。
学了以后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它了!那时候真的梦想是想当一个建筑师,我觉得,哇,一个女孩能当一个建筑师,造一堆漂亮的楼,而且永远在那儿放着,很牛的!
到了大三的下半学期,我在一个挺不错的建筑师事务所实习。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在学校,你跟别的学生在一块做一个作业,非常融洽,我们彻夜熬夜,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他完成这步,我完成这步,建筑系的学生是关系最好的学生,是很有团队精神的工作氛围。然后你学的东西又是很高深的艺术,舞台、音乐、绘画、美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好。
那么到了正儿八经的情况呢,当时我一进到实习厅我就觉得这么冷,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桌子,然后桌子旁边有高高的一个墙,就是那种半透明的墙。我说怎么隔阂得那么厉害,他们说那当然了,我不能让我旁边的同事看到我的设计,他会抄袭我的那怎么办?我实习了3个月,我发现好孤单哪!非常孤独,而且你还不能跟别人去有太多的交流,因为你说得太多,别人就会偷掉你的想法。
我当时其实挺迷茫的,建筑是最难的一个专业,我都是彻夜熬夜,就是受了很多的苦,一下感觉没有释放的余地,又是很冷的一种环境。
我记得我也是第一次,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以前我是从来都不听我父母的,他们也管不到我,我都是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父亲说,其实你无非想有的就是一种团队的创作方式,也有艺术的表达,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电影。我说我确实一直想学电影,我一直在想等到当了一个好的建筑师以后,我想可能是40岁以后再去学。我就是觉得不甘心,还没有做建筑。
我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放弃要比继续更勇敢,因为有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取舍。他跟我对了一番话之后,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我就想试试考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因为当时我就很不踏实,我觉得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希望让父母失望嘛,我就担心会不会父母觉得我放弃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这么想,反而他鼓励我尝试新的,我当时也很感动,我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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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未成年》其实是我的编剧给了我一份文学报告,就是如果你能再回到10年前和17岁的自己见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我17岁的时候刚好是在美国读书,特别辛苦,就挺有感触的。有时候创作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点,一滴水滴就一下突然溅起一片浪花。17岁到28岁其实是一个人最动荡的、最摸不清方向的一个年纪,那么这个年纪你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都会造就你现在的自己。
那么女主角凉夏,她最大的困境是她没有先活出自己的价值,她要依附于一个人。因为我在西方时间特别长,然后回到中国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西方女性她们觉得30岁左右还是正好的时候,我的人生才刚刚起步;而这边,你一说你30岁,他说哦,那你还干嘛干嘛呢。我觉得中国女性很多,不能说全部,可能二十四五岁就把自己定向了,比如说我是一个会计,我就是一个会计,然后找了的男朋友都是以结婚为目的去找男朋友的。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在巴厘岛度蜜月,巴厘岛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喜欢从悬崖往海里跳,然后我说走走走走,咱们试试去。结果我平衡没掌握好,一下就是水「啪」把我这个腿都拍青了。回国后我就到医院看一下有没有内伤什么的,因为特别疼,当时那个医生说你多大了,我说我30了,他说那你还敢那么往下跳,不是小孩才这么干的吗?我说啊?为什么小孩才那么干?他说你30岁还这么疯。我就觉得为什么30岁不能跳个悬崖,往海里跳一下,感受一下呢?我是希望能通过这个作品能让观众知道自我价值其实是能让自己最快乐的,那么当你最快乐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正确的人或者正确的时机、正确的事情其实会到你门槛儿来。如果你没有自我,你把你的幸福寄托到别人的身上,比如是嫁一个有钱人,你希望他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发现没有,有钱人也很有压力。
我回国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小孩呢,我觉得我的青春才开始,那是我二十六七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说了,说你怎么还不嫁人呢,或者是你怎么还不拍电影啊?我说我才二十六七岁,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拍电影,如果万一不喜欢拍电影呢,我先尝试一下,我先做剪辑,先做做别的东西不行,我就觉得也总有一拨人在为我在着急。
中国有句话叫成名要趁早,我反对这句话,我强烈反对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所谓,那你是以成名为目的去做你的事情,而不是你真正觉得你水到渠成、胸有成竹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成名,我的最终目的是想表达很成熟的一种感情,跟观众有一种共鸣。
我父亲是38岁才拍第一部电影,你看他在之前,他有多少生活经历,又是到纺织厂,又是下乡,然后又是当工人,又去当学生,而且刚开始还学的不是导演,还学的是摄影,所以你就发现其实经验和经历对一个人来说是太重要了,所以着什么急啊。我觉得导演这个东西要沉淀,你一毕业就去拍电影,其实对于我来说,个人的步伐来说可能有些仓促,我是希望再积累一定的经验。
第五代导演是「文革」的最受压抑的一代吧,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当时的大环境和他们整个经历,我们这代人没法跟他们比,他们受的那些苦和他们放弃的东西——自己的梦想。所以呢,你看他的作品都是一个人物,尤其是女性,在一个大环境中压抑、受挫,但是她又想挣扎一番,到最后来说其实是一个悲剧,他的很多人物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包括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这些,女性都是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大环境下的压抑,你能改变的也不是很多,就算你做了垂死的挣扎,也许最后结果也就是那样子,还是很悲的一种感觉。
而我们这一代其实是相反的,我们这一代是大环境没有太多的限制,你想出国,现在大家出去玩儿,随便都可以去,你也能到国外去度假,你甚至可以就是跳槽,也许你这个工作不喜欢,你可以跳到下一个工作。但是呢,有时候我发现很多,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障碍是你自己。这个可能就是我跟他完全想表达不同的东西吧,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主要是一个大环境,给他们的一些框架和局限的东西;而我想表达的是,大环境没有那么大的困境,而自己是自己最大的困境。
很多人问我作为张艺谋的女儿,又女承父业,有没有压力,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其实我看到他是一种动力,我有那么好的一个榜样,我有那么一个优秀的父亲,我那么为他骄傲。但是我们俩肯定是不一样的个体,我们的东西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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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介绍我都是这是张艺谋的女儿,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小时候,12、13岁的时候,导演嘛,他是高高在上,你看所有的人围他转的时候,别人说这是导演的女儿,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嘛,能成为他家庭的一员,其实是我的荣幸与自豪。
他从来不限制我,他觉得你不想当导演也行,你可以永远做剪辑,你可以当制片人,他没有硬性的规定我一定要去怎么样。他也不想提示,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如果要提示我,反而会有逆反心理,所以他就,你爱干嘛干嘛吧!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他完全能理解到当一个人想自己创作、自己发挥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绝对不会用任何东西去框我,我母亲也是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贤妻良母,只要我高兴就好。
我没有经历叛逆期,刚有一点苗头的时候,15岁的时候我就出去了,你和父母是天各一方,你只能通过电话的形式,他连你干什么他都不了解,他怎么能管你呢。出去之后反而觉得家庭太温馨了,因为出去的时候没有人那么无条件地对你好。当没有人抑制你的时候,你没有所谓的发泄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跟父亲关系还不错,总是通话,他也嘘寒问暖。然后长大了以后,通过工作发现他非常不容易,理解他。其实我们俩关系一直都挺好,挺稳定的,从来没有说是非要跟他去撕裂,然后再组合的那个过程,没有。
我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光环,那种所谓的失去自我价值的感觉?没有。在我定型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国内,别人就会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这怎么怎么,所以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西方,他们也不知道你父亲是谁,甚至也没有人看过他的电影,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你发现其实自己的价值是给别人作为一个吸引点,让别人来跟你有这个互动的。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很大了,已经26岁了,所以别人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那就习惯了。最不成熟、最会动摇的那个阶段,刚好是在西方躲过去了。如果我在他身边,肯定是另外一种状态。
我一个人在美国,也没有陪读,造成了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决定,如果有后果或者是结果也都要自己担着。所以就造成我这种性格,就是比较容易自己找到一个平衡或者自己找到自己满意的一个结果。包括上学,其实到最后你发现,你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在学校里的时候,你就发现比你出色的人太多了,比你有才华的人太多了。我有一个室友,她看书就一目十行,她看书我就看她「哗哗哗」,她是那种所谓的照相机记忆,就是有超体的那种能力吧。像这种人太多了,而且人家又努力,就是天才加努力,就能把你气死,但是你是想被气死呢,还是你是想把他们作为一种动力。我就发现你要想去跟别人去比较,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你是比不完的,你在中国比完了,你还可以在国外比,你到美国比完了之后,你可以再到其他地方去比,都可以去比,所以你如果老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那你永远不会快乐。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我那时候比的心理很强,我永远都是年级第一,就是考试永远是年级第一,然后到了美国,语言又不行,我又不会说话,也不会写作,我考试分都是四五十分,我满肚子蝴蝶我飞不出来,我一下就被打到低谷了,也就是让我谦虚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最后我语言关过了以后,我到大学了,到哥大了,你就发现比你优秀的太多,比你聪明的,什么都好的,你就发现那你比不过来的,那你还不如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我的标准就是,我喜欢,我满意。
我进纽约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开玩笑,我说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当导演。然后他说,对,你肯定跟我不太一样,咱们肯定会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开玩笑说是,你再怎么拍,估计也达不到我的成就,所以你就按自己的路走吧。
我听这个话我不会生气,我觉得他是在给我减压。因为他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不太会用言语表达的人,但他每说一句话都不是恶意,他说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太累。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就是他的女儿,包括他这种性格也是在我的身体里的,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很感激他。因为我们谈话的时候是很笑的那种状态,他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我说那好,那我就没有压力了,他说不要有压力,走自己的路,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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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我父亲的作品是《红高粱》,特别是现在,我在拍我的处女作,我看他的处女作,那种力度,那种很生动的东西,那是一生只有一次的。
做了导演之后,也更理解他了,太不容易了。以前只是觉得他很辛苦,所谓的不容易是觉得他要干很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就觉得不容易是他想表达一种情感遇到阻碍的时候,他所要面临的放弃或者取舍或者要妥协,这个东西你只有自己做导演你才知道,你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能更深层次地去了解他。
做导演的时候他很专注,而且他非常耐心,就是你发现他跟演员调表演的时候,在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电影一定要拍那么多条,这个我是不太理解,但是到最后的话,我就发现他很专注,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时候很多因素吧,比如说是突然下雨了,突然刮风了,这条不能用了什么的,很多人都烦了,他还是非常有耐心,他知道只有用这种态度能达到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