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事件真相内幕 高岗简历背景自杀原因 高严就是高岗的儿子吗
高岗受处分仍不思悔改：每到一处都找女人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 !只因为我是女人吗 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 !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
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
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