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后人张元龙:南开为中国牺牲 为和平永生

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南开拉拉队用黑白两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

天津北方网讯:国家昌盛,大学兴盛;民族罹难,大学艰难。的确,一所大学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正在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之际,却突然被日本侵华战争摧毁,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校长张伯苓随即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建立一新的规模。”

77年前的7月28日,侵华日军攻占天津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遭到日军炸毁。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作为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之一张伯苓先生的后人,是这段历史事件的亲闻者。他提议建一座天津抗战纪念馆,并递交提案,建议在中国建立专门审理抗日战争赔偿案件的专事法庭。昨天,张元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对南开被炸事件及其索赔事宜的看法,同时对中日关系在复杂背景下的走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思考。

天津是英雄的城市

南开是英雄的学校

记者:南开被炸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情景已经有过不少报道,作为张伯苓先生的后人,您还了解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元龙:我存有一封1937年8月25日,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致内阁外相广田弘毅的密函。在这封来自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密函里,冈本季正写道:“作为文化设施的南开大学历史地位,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它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社会联系广泛,众多毕业生活跃社会各界,势力极大。目前看来,虽然我军对南开大学的行动属战时不得已而为之,但若对此漠然不管,对中国方面自不必说,就是对外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对我方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失策。事到如今,已无他法,但尚可在时局告一段落后,外务省乃至帝国政府对于南开大学复兴工作尽量予以帮助,减轻不利影响。我认为这是极为必要的。为此特呈此鄙见,望贵大臣预先予以考虑。”

这封密函还提到了我祖父张伯苓在庐山国是谈话会上关于对日开战的谈话,引起中国政要的震惊,表明了南开在中国抗日阵线中的影响。

我想强调一点,在历史上,天津是座英雄的城市。七七事变后,天津成为全国抗日最前线。自那之后,在中国整个抗战阵营中,天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南开为中国而牺牲”这句话,其背后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多了。1927年,南开满蒙研究会不仅对东北沦陷区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接收当时沦陷区的学生;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南开拉拉队用黑白两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刺痛了被邀参加开幕式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甚至南开“教育救国”的理念等,都是南开被炸的历史深层原因。著名的国际记者爱泼斯坦曾详细记录日本的记者招待会,一个日本军官说,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随后,另一个日本军官对记者说,我们要炸南开大学已经有20多年的愿望了。

记者:南开被炸这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77年,今天我们重提这件事,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张元龙: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咱们纪念半天,不是纪念我们被人家炸了、我们被人家打了,我们要纪念的,应是我们当年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为什么说南开是最爱国的学校?为什么说南开是为中国而牺牲?正因此,我特别想建一个纪念馆,记录抗战中天津人的壮举,纪念这种爱国精神。让我们天津人看了振奋,觉得当年确实南开和天津为中国抗战做了贡献,天津人值得为此骄傲。

南开保留随时向战争罪行追偿权利

记者:历史的记忆,后人不可忘记,历史应有交代,近些年,我们是否想过要索赔?

张元龙:1995年,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南开校友会会长申泮文和我以及严范孙家人曾启动对日索赔议案。申泮文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当时对日索赔议案的主旨是建立一个基金,让中日两国的中学校长和教师长期互访,从教育和文化开始,然后做更多促进中日和平的努力。材料都在这里。后来我们暂停了。

记者:为什么会暂停?

张元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凡是到日本索赔的人,都受尽了屈辱,并且倍感伤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建立专门处置对日索赔的专事法庭?最近有报道说,潘家峪惨案中受害的一千多人的后人,已经开始在中国法庭申请索赔。这就是一个进展。第二,我们的索赔需要大量的证据。因为当时是私立校,而现在是公立校,财产过渡的证据,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我们是做不到的。第三,索赔不能只是金钱的补偿,很多的伤害,尤其这么长时间的伤害,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必须得对当年的罪行有追究,赔偿的结果是能够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当年,张伯苓在得到南开被炸的消息时说:“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我们现在的索赔也应该如此。我们保留着随时向他们的罪行追偿的权利。

记者:《中日联合声明》中有明确表示放弃索赔的条款,那南开索赔的依据是什么?

张元龙: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里有一句话,就是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也就是对战争是要追责的。我认为,放弃索赔的依据就是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的理论,就是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为了减少日本人民的负担而放弃战争赔偿。从1972年的联合声明到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再到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它们的基础都是日本不再走军国主义道路。

但是,从1982年教科书事件,到1985年、2001年中曾根、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再到2010年的钓鱼岛争端,这一系列事件已经可以看出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复活的险境。我觉得,那么,联合声明、友好条约、联合宣言的基础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对战争的责任进行追究,完全有权利进行索赔。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最后声明正式发布时,原来草案中的“权利”二字已经换成了“要求”。一词之差说明,我们放弃的是动作“要求”,而保留的是固有的“权利”。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南开保留着随时向战争罪行追偿的权利。

挖掘历史真相期待日本反省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日本政府近年来一贯掩盖侵略历史,最近,更有修宪及解禁自卫权等事件的出现,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

张元龙:我要说一件属于揭秘性质的历史事实。2013年8月6日,日本下水了一艘直升机驱逐舰,无论在吨位还是在技术上,它都超过了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现役航母。更重要也更微妙的是,它叫“出云号”。早在1896年,拿中国满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建造的一艘装甲巡洋舰,就叫“出云号”。在淞沪会战中,这艘“出云号”用大炮轰击上海城区。最后,南开中学毕业生、空军飞行员沈崇诲,用自杀式轰炸的方式将其重创。

这个历史事实的另一条线是,俄国有一艘巡洋舰叫“瓦良格号”,1904年2月9日遭到日本海军的袭击后自沉。而袭击“瓦良格号”的就是由“出云号”装甲巡洋舰为旗舰的日军舰队。前苏联建国后,又建了一艘航空母舰还叫“瓦良格号”,而这个“瓦良格号”就是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前身。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日子,被特意命名为“出云号”的直升机驱逐舰选择这一天下水,再联系甲午战争——沈崇诲——“瓦良格号”——“辽宁舰”……其用心耐人寻味。

今天我说这件事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正视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个现实。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对侵华战争作过深刻反省并承担应负的责任,中国与日本间的战争赔款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的话,不管钓鱼岛问题,还是东海问题,都将缺少互信的基础。

我们要积极挖掘历史真相,希望获得日本有识之士、热爱和平的人士的共识。我们挖掘、思考的这些东西应该能够启发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精英的智慧和良知。我的看法,日本要自省,中国要自强。在对日索赔案中,还没有一个文化教育机构为诉讼主体的索赔。我希望通过南开索赔议案的推进,以文化和教育的方式,开启与日本以及世界进行深层沟通的渠道。这些话、这些事必须要说要做,并且要把它当做历史记载下来,要让亲历者、亲闻者的记忆,成为历史的记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