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的作品 著名作家冯德英与他的母亲

“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子女,更爱每一位献身革命的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她爱护战士胜过儿女。” 胶东地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昆嵛山地区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是地下中共胶东特委的所在地。以于得水为首长期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为司令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诞生,并迅速扩大,成为胶东八路军的主力。

同时,地下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起义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 冯德英一家成了当地最早被革命者青睐的对象。

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苦大仇深,更因为母亲的品行,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和爱戴。母亲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为了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她早早地让四个刚满上学年龄的儿女全部上学。

通过大女儿在村里和学校里的经历,她从中知道了一些革命的道理,立刻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冲破封建主义道德伦理束缚女人的枷锁,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同时,让十几岁的大儿子投身抗日中学,自己则更加辛劳地肩负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母亲也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妇救会),这是她一生中参加的唯一组织。她竭尽身心做好一个妇救会员的工作,无论是做军鞋袜子,缝军衣被子,数量质量都是上乘。凭着她平常就有的极好人缘和威望,加上模范带动作用,全村的妇女支前工作红红火火,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但是,每当干部们赞美时,母亲便立时羞红了脸,连声说:活是大伙干的,俺个老婆子有么能耐呀。 观上冯家村在大山深处,这里四邻五村完全被山岭所荫蔽。

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兵工厂等等经常在此驻防,有时拥挤不堪。因为母亲勤劳能干,人缘心眼好,热情好客,大女儿又是村干部,家里便成了“招待所”,人来人往,常年不断。童年时的冯德英,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喜欢上这种日子,有时几天家中没来人,便急得直问母亲怎么回事……对来家住的革命者,不论是男是女,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是干部还是战士,母亲和她教育的孩子们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倾其所有,解困分忧。

冯德英迄今还真切地记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深秋,有一位姓侯的八路军姐姐伤病得很重。从住进他们家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待她比亲闺女还亲,腾出一间最好的正房住,还亲自为她烧热炕,煎药喂饭。

部队大伙房送来的饭菜侯大姐难以吞咽,母亲就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和舍不得吃的鸡蛋,做面条、饺子、米粥,变着花样调节饮食,为她增加营养。同时告诫冯德英弟妹,侯大姐吃饭时不许靠前。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

每当可口的饭菜端上侯大姐的炕头时,孩子们就会自觉地悄悄到院子里藏起来,等侯大姐吃完后再回来陪她说话。 母亲一家的殷殷真情,胜似骨肉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这位八路军姐姐深受感动,她太疼爱这些纯真可爱的小弟妹了!

于是,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将部队上分来的馒头塞给弟弟妹妹,逼着他们吃下去。因为一旦被母亲发现,孩子们会受到严厉批评。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两个月后侯大姐的伤病痊愈了。重返部队的那个清晨,全家依依惜别,谁知她竟半路上又跑了回来。

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刚强女战士,此时当着孩子们的面,扑进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她边哭边说,太舍不得离开母亲,太留恋这个“家”,太喜欢家里的弟弟妹妹了!母亲给了许多安慰和开导,她才擦干泪水,再次上路。

让冯德英先生终生难忘的是,这位八路军姐姐返回部队不久,他年仅三岁的小妹妹嫚子,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患病无钱医治,加上母亲无暇照顾,不幸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非常沉重。

她为此病倒一个多月,从此留下了严重的牙痛病,甚至更致命的内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家里住进的八路军增多,母亲就把三间南房腾出来给男战士住,北面正房给女战士、女干部住。有时来的人多了实在挤不下,大闺女就到邻居家借宿。

母亲给战士们烧炕,缝补衣裳,战士们不好意思,她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些孩子,这是对谁啊?在我这里不跟在你们家里一样吗?” 失去幼女的残酷打击,没有使母亲一蹶不振,更没有影响她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对战士们的厚爱。

她的那种抑制悲痛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风范。 “日常生活中,母亲是逆来顺受的,但在孩子受欺辱时,她却能挺身而出,与邪恶做斗争,维护我们的尊严。

” 那是1941年,六岁的冯德英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他送到了本村的解放区抗日民主小学学前班读书,二姐在同一所学校,比他高两级。一天傍晚,放学铃声刚响,冯德英趁老师不在,收拾书包就冲出了教室,后面几个同学也跟着跑了出来,正好被学校一位姓曹的教员碰上了。

冯德英等几位同学吓得乖乖地站住了,但这位霸道成性的曹教员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尤其对带头冲出教室的冯德英大打出手。由于用力过度,他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最让冯德英伤心气愤的还不是皮肉的伤疼,而是曹教员踢脏了母亲用大褂襟为他改做的书包,也踢碎了书包里姐姐送给他的一块宝贵的写字石板。他一听到石板破碎的声音,心都碎了,顿时抱着书包大哭起来。曹教员并不罢休,又把几个挨打骂的小学生罚站在墙根处,不许他们回家吃饭。

二姐放学时,看到泪流满面的弟弟被罚站在墙脚,立即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放下手头的活计,三步并做两步赶往学校,火冒三丈地冲着姓曹的教员就是一顿严厉斥责:孩子犯了什么错,至于老师这样打他?当老师的这样做,怎么再去教孩子?现在是解放区,打骂学生作践孩子,抗日民主政府是不允许的,你必须认错……然而这个满脑子师道尊严打骂学生成习的曹教员,先是强词夺理,百般抵赖,后又反诬母亲以抗日家属干部家庭仗势欺人。

这更使母亲不能容忍,感觉受了莫大侮辱,甚至要拖他到政府去评理……结果,曹教员的恶劣言行遭到围观群众的一片指责声,他才不得不向母亲鞠躬承认错误,表示向学校和学生做检讨,起咒发愿再不体罚打骂学生…… 冯德英从未见过母亲同外人吵架,哪怕是红过脸的情况都很少见。

当时,看着母亲为了保护自己而暴怒的神情,他震惊之余,突然感到她是那么高大和重要。

母亲———是生命和尊严的保护神! 那件事,在冯德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影响着他的一生。 “母亲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却忠实地履行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在党号召大家起来抗日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支持冯德英的大姐冯德清参加革命。

冯德清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村、区、县的妇女干部。母亲自己也以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份,不显山不露水地为革命工作忙碌,为八路军战士操劳着,因此得到了村、区、县领导干部的尊敬和信任,也为她能够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会议在家里召开,打下了基础。

每次区县来了干部,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自己在家门口纺花或做针线做掩护。同时,让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

每次在家里开会,母亲都非要留下远道而来的干部们吃顿饭。虽说冯德英先生兄弟姊妹多,家里生活极其清苦,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饺子,但母亲还是把家里保存的那点面粉拿出来,再去地里采些新鲜菜,从坛子里抠出一小块舍不得吃的咸猪肉,包顿饺子。

遇到阴天下雨或者散会太晚,母亲总要留宿,对待八路军战士像对自己的孩子们一样。因此,冯德英先生的家里,成为区、县人员往来的“招待所”。区县的干部,没有不知道冯大娘的。

担任区妇救会长的大女儿冯德清,结婚后生了个女孩子。孩子刚满月,她就焦躁不已,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心事,毅然决定让她奔赴革命岗位,自己把刚满月的婴儿接回家抚养。这在当时那缺吃少穿的困苦年代谈何容易!

但母亲想尽办法,不辞劳苦地尽责。为使婴儿夜里入睡,不哭着找妈妈,她将自己的乳头一次又一次地塞进孩子嘴里。尽管乳头被孩子拚命吸吮得疼痛难忍,但还是咬牙坚持着……终于,那回去好多年的乳汁,硬是又回来了!

而为使乳汁多些,母亲时常多喝些不愿喝的汤水。外孙女是吃着姥姥的奶水长大的。这在当时传为奇闻,也属奇迹!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只有这样的“革命母亲”。 抗日战争胜利翌年,也就是1946年春天,母亲因过度劳累,一下子病倒了。

得知这一消息,区里、县里的干部纷纷来看望,为她请医送药,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母亲四十六岁的生命。就这样,刚过十岁的冯德英没有了妈妈,为革命操心一生的母亲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冯德英的母亲是为革命累死的,人们公认,她虽然不是拿枪牺牲在战场上,但其所作所为,算得上真正的革命烈士。去世前,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崩溃了。母亲下葬的时候,县区村里的干部和群众,把村街都挤满了。为她抬棺扶柩的男人,全是共产党员和干部。

他们哭声震天,泪流满面,送别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母亲。 冯德英耳濡目染了母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母爱,小小年纪就种下了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的种子。为了实现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和夙愿,母亲去世后,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二姐、十三岁的冯德英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里去了。

冯德英一生无论做事做人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始终对母亲满含感激之情。

他常说:“我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激励我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而,令先生感到自责的是,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母亲的大名叫曹文琳,此前,他只知道母亲的小名叫“寻子”。

为纪念母亲,1954年春节期间,十七岁的冯德英先生写了一篇《我的母亲》四万字的笔记,完全是真实地记述他的母亲曹文琳的,这篇笔记就是后来他的处女作和代表作小说《苦菜花》的“胚胎”,只是很可惜后来这篇笔记丢失,从此再没有公开过自己母亲的真实经历。 上一页   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