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李玲 医改专家李玲:因为“非典” 中国医改方案推倒重来
2003年春夏之交,归国学者李玲拖着箱子走进北京大学西门。这里是她接下来十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开端显得很冷清:无论街上还是学校里,都是空荡荡的,大白天也人影稀少,车辆严禁进入校园。
在“非典”带来的高度戒备和恐慌气氛中,这个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国家的心脏一度近乎停跳。在李玲眼中,“到处都封着,所有门都关着,所有聚会都取消,整个城市的经济几乎骤然就停下来了”。
在美国生活17年,已经取得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终身教职之后,李玲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回国,填补这个教研团队在医疗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空白。离开美国之前,中国发生疫情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但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控制到何种程度,只能凭想象。马里兰州政府向居民发出通知,告诫每个人“不许到中国去,去了一切责任自负”。
当时在中国之外的许多人还不知道疫情流行已近尾声。而在回国不久的李玲眼里,最终留下印象的仅仅是:中国政府力量非常强大,“又是一场举国上下的严防死守”,很快就把这场危机给化解了。
危机意味着什么,又改变了什么,她是后来才体会到。
因为“非典”,原医改方案“悬崖勒马”
回国后,除了担任教职,李玲开始承接学校和国家的科研任务。下基层调研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国家的统计簿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
“问一个地方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县长,报起所有的经济数据来如数家珍——多少GDP,多少产值,甚至多少牛多少羊,恨不得多少鸡都能给你报出来。但是你问跟人相关的数据,比如婴儿死亡率多少,孕产妇死亡率多少,人均预期寿命多长,他们不知道。我就觉得挺纳闷的,然后一想:喔,它们跟GDP没关系,因为GDP不算人哪。”
更进一步了解基层情况之后,她意识到,在“非典”面前的中国其实曾经是很幸运的。如果疫情不是仅仅在几个体系健全、动员能力强的大城市蔓延,而是深入了乡村,情况会不堪设想,因为基层服务体系“已经完全垮掉了”。
“2003年回国时,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是一大抱怨,当时发改委已经几乎要出台一个文件,参照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留几所医院,然后其他的全部给卖掉。”
基本医疗服务并不挣钱,甚至赔钱。如果比照国企改革,医疗资源将在市场的自然配置下,大幅度向城市倾斜,基层将逐渐变成一个空壳,面对“非典”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将不堪一击。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自发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但看到它的风险的人并不太多。在那份文件一锤定音之前,“非典”来了。
“非典”之后,医改悬崖勒马,内部争议声四起。“当时吵的,哇——”李玲回忆,“整个就开始讨论医改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更深刻地反思: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能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边界是什么?”
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随后在党的十七大写入党章,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核心就是从过去的全面集中发展经济,转变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兼顾。
“‘非典’其实是推动了新时期国家发展理念和方向的转型。我觉得,这个影响是了不得的。”李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