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董作宾反目成因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