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戴乃迭的后代 杨宪益: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1968年4月30日晚,杨宪益和戴乃迭被秘密逮捕,戴乃迭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也没有人给戴乃迭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蹲了4年大牢。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杨宪益,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一段时间中,杨老的精神是愉快的,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于1999年去世。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