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夫人 专访一级作家谢有顺:我的人生没有停止过阅读
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有《先锋就是自由》、《从密室到旷野》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2006年,谢有顺被中山大学以特殊人才引进,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导,这一年,他34岁。此时,他来广州已有8年,距他从福建师大毕业已经12年。大学毕业后,谢有顺做自由职业者,也做过报纸编辑,无论何种工作,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文学评论。
“最重要的是没有停止过阅读,即便是在最烦恼无力时,你还是觉得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让自己始终保持思索和智者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坐在中大的办公室里,谢有顺对南都记者这样说。7年后的今天,谢有顺早已习惯了大学教授的身份,无论是科研和教学,他都丝毫不输给其他所谓“学院派”的学者。不过,当你面对他时,却又能强烈地感受到某种不同,充满时代感,一种不同于其他沉迷于书斋研究的文学评论家的气质。
我从大二开始发表学术论文
南都:1990年,你去福建师大上大学,为什么会选择中文系?
谢有顺: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是从中等师范学校保送上福建师大的,对我们保送生来说,没有太多专业的选择余地。好像很多保送生选的都是中文系,这可能也跟自己之前对文学、写作存有一份爱好有关吧。
南都: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有较多的阅读吧?大学阶段,你的阅读范围是怎样的?
谢有顺:刚进大学时,在阅读上我可能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我读的初中是村里办的,没有英语课,没有图书室,也没读过什么文学杂志。到县城读师范后,读过一些《人民文学》和《福建文学》,几乎没有涉猎过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著作,文学的经典作品也读得很少。即便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么著名的歌曲,我也是到了大学校园后才第一次听到,当时还以为是流行歌曲,结果被同学嘲笑一通。
从大一开始,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当时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和期刊,特别是那些过刊,使我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又使我进入了当时的文学语境;同时,我还看了大量的思想、哲学著作,比如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当时,我对先锋文学,尤其是先锋小说,对那些带有实验性、现代性的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从大二开始发表学术论文,研究的兴趣就集中在了先锋文学上。
南都:一般来说,大学生会倾向于文学创作,比如写诗、写小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写学术文章?
谢有顺:其实那时我也写小说,还发表了几篇,但最终还是认为做理论更适合我。我从大二开始发表论文,最早是在《文学自由谈》、《福建文学》、《文艺评论》等刊,后来是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甚至《文学评论》上发表。我大三时写的一篇文章,一万五千字左右,谈先锋长篇小说的,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很多年后,遇见《文学评论》的副主编王保生老师,他还说,我可能是《文学评论》复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我当时就一傻学生,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而且《文学评论》给的稿酬还比别的刊物低,也就没觉得这刊物多重要了。
可有一天我去门房领稿费单,碰到我们系主任,他很远就跑过来对我说,祝贺你。我当然不敢问他为什么祝贺我,若干个月之后,我才隐约明白,是因为《文学评论》上那篇文章。当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现在就更难了。
南都:当时发表学术文章的稿费如何?
谢有顺:记得当时理论刊物的稿酬很低,但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发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收到两百块的稿费,在当时还是挺不错的。我父亲那时给我的生活费是五十块一个月,我经常收到稿费,也经常请同学朋友吃饭。稿费是不规律的,有时候一个月来两三张稿费单,有时候两三个月都没有,搞得我的经济也是有时候阔绰,有时候极其穷酸,甚至吃馒头喝白开水的日子我也有过。
回想起来它还是有一种快乐,那时候汇款单是在学校门口的收发室登记,绝大部分人去领的都是家里寄来的生活费,而我则会经常收到北京、沈阳或别的城市寄来的汇款单,那些登记的阿姨都知道这是稿费,而且那时候一两百块稿费好像也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学校,至少在那些阿姨当中我肯定是最有名的学生,因为我是最多稿费单的。
我本能地拒斥八股文式的文体
南都: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应该说很不容易,回头来看,你觉得为什么你当时写的文章能够被刊物认可?
谢有顺:一是得益于我有阅读基础,我对新时期文学,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经验不陌生,这就使得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评论界是同步的;二是当时有一种写作的激情,胆子大,敢作判断,也能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观点;三是我会特别留意别的研究者的风格,自然也就比较早有文体意识,我那时的文章虽然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够,但文辞还比较讲究,早早就脱离了学生腔,文章的辨识度还比较高。
直到现在,还常有学生或朋友来给我说,更喜欢我那个时期的文章,这既令我意外,也让我伤感。
南都:你当时的文体意识是怎样的?
谢有顺: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学术探讨和个人感悟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的文章不是那种枯燥的、炫耀知识的。我更愿意把阅读作品、探讨问题和我个人对生活、生命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我渴望实现与作品、作家在精神层面的对话,这就使得我的文章多了一些感受和精神沉思的成分。
同时,我对语言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我本能地拒斥一种八股文式的文体,从题目到行文,我都注意词语的选择,我那时崇尚一种学术论文和思想随笔相结合的写作方式。
南都:这种意识从何而来?
谢有顺:这可能跟我的阅读有关。我不仅读文学和文学理论,更是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像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的著作,甚至像维特根斯坦那么难啃的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这个思想背景很重要,这样,我读现代派的小说、诗歌,对那种以反叛、探索和先锋为标志的思潮,内心就有呼应。
正是通过这些思想性著作的阅读,我发现,大学者和思想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并非僵化、枯燥的,而是有很多个人生命的投入,表达上也往往独树一帜。这当然都影响着我。到现在我指导学生,都不赞成他们只读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书,反而鼓励他们要多读历史、思想和哲学著作。如果一个人没有思想,面对世界,或者面对一个问题,他的思索就没有穿透力,尤其是没有那种精神穿透力,学问也自然做不好,做不深。
南都:在福建师大时,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老师?
谢有顺:有不少,但现在最著名的就是我和孙绍振教授的关系了。我在学术研究的血缘上,和孙老师未必是最近的,但耳濡目染,自然受他的影响很大。他的视野、气魄,还有他所带动的文学资源,对我个人的成长、写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王光明、颜纯钧、谢宗贵、刘泓等老师也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鼓励。
坚持理想需要有一些动力
南都:最开始写学术文章,你的关注点和切入点是怎样的?
谢有顺:1992年,我第一篇关于先锋小说的文章发表在《福建文学》上,当时关注的是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那时,我一方面关注先锋小说家的新作,另一方面对先锋小说的转型,也比较早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以余华的《活着》为节点,很多先锋作家从之前的热衷于形式探索,到重回讲故事的路子,这里面蕴含的问题,我及时地做过探讨。
1993年我还写文章指出,先锋小说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早期普遍有一种消解故事、解构人物、削平深度的倾向。但随着某种先锋性的萎缩,故事的讲述、人物的命运又成了一个叙事的中心问题,如何在作品中重建一种精神深度,这是先锋小说家要思考和回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也还是有新意的。这些文章几乎都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这个杂志一直是很重要的。
南都:从大学开始你就在理论刊物发表论文,那么,是不是从那时开始你就选择了以后要走文学评论这条路?
谢有顺: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只是,那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都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刊物上,为此,我还用自己的稿费供自己读完了大学,这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也在阅读、写作、发表的惯性里获得了一种乐趣,思维的乐趣。
为了维持这种兴趣,我在当时甚至放弃了正式分配。我是定向生,按规定要我回县城教书,但我觉得回去就意味着写作的中断。于是,我后来选择了在福州一家杂志社打工,一个叫“电影之友”的杂志社,小开本的杂志,没有回县里去。直到1998年来到广东,我一直是自由职业者。
南都:在当时放弃分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谢有顺:这里倒没有勇敢和理想主义的成分,我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候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渴望稳定,但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你无法稳定,无从选择,所以只能接受这种现实。记得当时在杂志社的工资非常少,每个月就几百块,生活还得靠自己的稿费来维持。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写作是高尚的,但在我,写作还为了活着,尤其是我还有农村父母要照顾,需要钱。现在看来,写作,赚稿费,这些其实并不庸俗,里面自有一种叫人奋进的动力。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坚持一种理想,是需要有一些动力的。这期间,我也感谢一些作家、编辑朋友,他们给我寄书,约我写稿,客观上也使我一直生活在文学现场之中,没有远离文学。
南都:看你这时期的文章,似乎内向思索进一步加深了,更关注一些本源性的问题了。
谢有顺:那段时间,我完全不按照文学研究界惯有的谱系来读书了,我读了大量的哲学、神学、宗教、历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往后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