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评价 蔡廷锴为什么不能评为元帅?(转贴)
关于蔡廷锴与南昌起义 马若义 关于蔡廷锴在南昌起义中的活动,史学界研究不多,主要在人物传记、纪实文学作品和工具书中有记叙,且表述不尽相同。
如:《叶挺将军传》(段雨生等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说蔡廷锴与我党关系一向不亲密,是碍于与叶挺同乡袍泽的情面,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而参加南昌起义的,当部队南下进到进贤一带,蔡廷锴便钻了远离主力的空子,率部叛逃,投奔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中华民国史辞典》(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记蔡廷锴“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率部脱离革命队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记蔡廷锴“1927年随叶挺、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职,当所部离开南昌进入进贤时。实行分共.离开革命”.《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一1949.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戴逸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记“在起义前就表现动摇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南下至进贤时,率部脱离起义军,开赴闽浙边受陈铭枢收抚”。‘广东革命史辞典》(卢权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记蔡廷锴“1927年曾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离队”。
还有的以“参加过南昌起义”一言蔽之.有的则干脆回避了蔡廷锴的这段经历等。这样看来,尽管蔡廷锴与南昌起义渊源不深,但短短几天的经历仍然是蔡廷锴一生中抹不去的历史。
我们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蔡廷锴参加南昌起义的主旨,第二,如何认识“进贤分共”。 为了能较全面地认识蔡廷锴在南昌起义中的经历,我们有必要简单阐述蔡廷锴的早期军旅生涯。
蔡廷锴(1892.4一一1968.4),字贤初,广东罗定罗镜龙岩村人,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幼年只接受过三年封建启蒙教育,读过《三字经》、《四书》、《诗经》等古书。
1910年,“投考征兵,往省入伍”,开始了三十多年戎马生涯的艰辛历程。 蔡廷锴早期军旅生涯是非常复杂的。入伍之初投军广东新军当兵,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蔡廷锴随部转入广东省警卫军。
当兵三年,“饷既无多,又无进展,遂在家养鸭,兼做小商贩”,期间曾有短暂的从军经历。但不过是地方“小分队”,直至1920年入护国军二军陆军游击四十三营,并得到营长陈铭枢赏识,保送他入广州陆军讲武堂学习。
广州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经历是蔡廷锴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是他从军以来第一次接受正规军事教育与训练,使其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得到了较大提高,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使蔡廷锴与陈铭枢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为他今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蔡廷锴自己说:“我自十九岁正式从军,虽已十年,但十年当中,时出时归,都是暗中摸索,混来混去,从未寻到一条生活大道。
迨后被送入陆军学堂读书,经过十三个月之艰苦奋斗,饱受人间白眼,才算挨得一个日后谋生基础。”1921年,蔡廷锴从广州陆军讲武堂学习结束,时陈铭枢营在广东阳江独立,并入杨鼎中部改组为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陈铭枢任司令,蔡廷锴任上尉副官,从此,蔡廷锴一直追随陈铭枢成为粤军正式军官。
1922年陈铭枢部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师长邓铿,蔡廷锴任第四连二捧捧长,由陈铭枢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员。
同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粤军第一师直接受孙中山指挥.在第二次粤桂战争中,第四团荣立战功,成立第三营,蔡廷锴任第三营十一连上尉连长,驻扎省城,交游渐广,见闻渐多,对社会于政治认识逐渐加深。
1923年在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蔡廷锴任大本营补充团营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新三民主义,蔡廷锴任粤军陈铭枢第一二旅第二团第—营营长,参加统一广东全省、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1925年粤军第一旅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蔡廷锴任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蔡廷锴由旧军队一普通军人成长为当时新的革命力量一分子,实现了其从军生涯的重要转变。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四军为先遣部队,蔡廷锴代蒋光鼐任第二十八团团长。
蔡廷锴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曾在进攻平江战斗中冲锋时左手受重伤。攻打武昌城之役,蔡廷锴率二十八团率先攻入城内,经激烈战斗,擒获敌将刘玉春,为北伐战争顺利进军立下首功。
后第十军扩充为第十一军,蔡廷锴任第十军第十一师师长。“四一二’’政变后,蔡廷锴任武汉方面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率部继续北伐,攻占河南后回师武汉。
由于宁汉分裂,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更加复杂,形势纷乱,蔡廷锴“心中非常抑郁”,曾拟辞职归去。 总结上述南昌起义前蔡廷锴的军事历程,不难看出,蔡廷锴与这一时期绝大部分近代军人一样,从军之后长期消磨于旧军队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主革命思想教育,没有或者较少接触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早年又更多地受传统封建主义文化教育,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是持排斥态度,就其成长历程而言,是国民革命大潮使他们完成了由旧军人向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新军事力量的转变.
因此,就南昌起义前蔡廷锴与中共的关系而言,无所谓是否“密切”可言,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蔡廷锴并不具备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
二 蔡廷锴部队是南昌起义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为起义的顺利进展做出了贡献;但蔡廷锴本人并未亲身参加南昌起义。
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篇《星火燎原》(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起义前夕,我党掌握的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辖第一师贺锦斋的三千人,第二师秦光远的二千人,直属的二千五百人,约7500人;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五千五百人;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三千人: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警察队、消防队几百人:还有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四千五百人。
共约14个团2万多人。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1927年,笔者注)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们到九江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
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指出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义了。“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
” 蔡廷锴部参加南昌起义的缘由是:1927年,宁汉分流后.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东征讨蒋,由唐生智任总指挥,叶挺部为前锋,蔡廷锴部归叶挺指挥。7月下旬,东征讨蒋军各部先后抵达九江地区,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构成是东征讨蒋军第二方面军中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部队、接近共产党的贺龙指挥的部队和南昌城内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二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及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
受叶挺指挥的蔡廷锴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第三十团为共产党所掌握,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亦有不少共产党员,蔡廷锴与叶挺私交又较密切,蔡廷锴部队就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在南昌起义战斗中,蔡廷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解决南昌城外老营房一带的敌军,而且在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的配合下,对敌“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了战斗”。
但蔡廷锴本人并未亲身参加南昌起义,而是起义后抵达南昌并任新职.对此,蔡廷锴自己是这样回述的。
1927年6月,武汉方面举兵东征讨蒋,“以二十四师叶挺部为东征军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我师归叶挺指挥跟进。部队到达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无意义.
且唐之革命比蒋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他是共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唯有待机定进退。”南昌起义开始后,蔡廷锴由九江抵南昌,时“叶贺已将朱培德、程潜驻南昌部队缴械,即召集会议,在南昌成立临时军政府。
我当既退不得,逃更不能,只有俯首服从叶、贺之命,驻留数日。” 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前夕,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召开庐山会议,企图以开会的名义解除贺、叶的兵权,蔡廷锴也应召离队参加庐山会议,贺龙、叶挺了解汪、张阴谋后,决定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
蔡廷锴在庐山呆两天回九江时,其部队已开赴南昌,蔡廷锴见此情景,自念若不回南昌,则整个师都有“危险”,遂打电话向叶挺请示,叶挺请他即刻返回南昌。蔡廷锴是8月1日抵达南昌的,时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已举行起义占领南昌城,即八一南昌起义已经成功。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蔡廷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谋团成员;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共三个军,蔡廷锴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
我们认为,蔡廷锴是因为不满国民党派系斗争,但又找不到更好出路而被动地“加入”南昌起义革命队伍中。造成其被动加入的原因一是政治信仰问题。蔡廷锴认为,自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也就是说蔡廷锴在当时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做分析。
二是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不深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昌起义是秘密举行,采取的是对敌突然袭击的斗争方式,使参加起义部队对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以后干什么并不清楚,而这一点在当时对凝聚人心、稳定军心又是非常关键的。 三 关于蔡廷锴在南昌起义中表现的评价集中在如何认识其在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发生的“进贤分共”事件。
南昌起义胜利后,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8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蔡廷锴率第十师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发,“限三天内占领抚州”,在部队由南昌向进贤县前进行抵距南昌六十里宿营时,蔡廷锴即开始考虑与南昌起义部队脱离关系。
他认为,如果随叶、贺返粤,他是共党,不会合作到底。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更主要的,本师不少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在得到亲信部属廿九团团长张世德的赞同后,“决心与共党分道扬镶”,这是蔡廷锴进贤分共的开始。
8月6日,部队到达进贤县城,蔡廷锴决定由廿八、廿九团非共党官员接充卅团各级官长缺,随即召集卅团全团官长会议,宣布分共。
蔡廷锴的分共理由有三:其一,国共分裂,共产党有“不顾信义,口是心非”之嫌;其二,军中政治部的活动使各级官长忧心如焚,害怕生命朝不保夕,使人难以忍受:其三,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甚钦佩,但对人手段,我是不能忍受.
分共的目的是保全本师的力量。分共的方式是请师中共产党职员暂行离开,发给各人薪饷,护送各人离队,保证各人安全.随后,蔡廷锴部队中共产党员全部离队,并由副官处发给川资和派人护送。
蔡廷锴在很和平地清理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后,在进贤驻扎两天,召开营长以上官长会议决定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等处,以待时局变化。会后即发表分共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共产党。 对此,聂荣臻有一段回忆: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队伍原属陈铭枢,后归张发奎指挥。
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
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荩,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
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
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让蔡廷锴钻了空子。实际上,聂荣臻是指出,中共对蔡廷锴“进贤分共”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匆忙南下造成的影响是,不仅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聂荣臻认为,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才造成了蔡廷锴“进贤分共”,应该说这是蔡廷锴“进贤分共”的客观因素。
“进贤分共”与南昌起义后部队南征失败有没有必然联系?据刘伯承分析,如果保存第十师的力量到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刘伯承也没有断言没有“进贤分共”就会有南征的胜利。
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论述:“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
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进贤分共”在南征失败中的责任,更主要的,蔡廷锴“进贤分共”既没有大肆屠杀军中的共产党人,只是“和平”礼送共产党人出军;分共后也没有加入围剿南征起义军的反革命队伍中,而是投奔其老上司。
这样看来,“进贤分共”的影响可以说是使南征革命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其性质也并非“叛逃”革命,而是蔡廷锴与中共“道不同不与为谋”。
实际上“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的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进贤分共”只是革命力量“胜利大逃亡”中一朵小浪花。 蔡廷锴是近代中国社会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将领,是成震中外的抗日民族英雄,周恩来对蔡廷锴给予过高度评价。
但其成长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中有挫折、失败,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南昌起义中的经历就刻录了这段漫漫人生路的一个历史印迹。
起义中的经历是不平凡的,而“进贤分共”则使他失去了一次选择共产主义革命的绝好机遇,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是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地方军事实力派,是近代民主主义者成长过程中多次选择多种选择的反映。
总结蔡廷锴在南昌起义中的活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有一说法一一“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师师长蔡廷锴,在行抵江西进贤时率部离开革命队伍。”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比较科学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