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的女儿 国学大师容庚的儿女情长
东莞时间网讯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条长河,奔涌着的河水最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当河水退去,露出河岸上的鹅卵石,千百万颗光滑的卵石中,借由夕阳普照时的一次反光,你才会发现那河水奔腾下的内心秘密。
如果说大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一场马拉松的话,贯穿他一生的家庭情感则是一次漫步。从旨亭街那狭窄的小巷,到燕园萧瑟的冬天,再到绿色满目的九如堂;大师奔波的一生当中,家搬过好几个地方,但对家的牵挂却从未淡然。大师把一生的心血都交付于学术研究,但在他内心深处,放着的是对家人的情感。在他内心起伏的时候,家庭的责任也成为他做出决定时的重要考量。
少年不弃
那晦暗如初的一年,一扇推不开的门挡在他面前。他总是在深夜感到一丝寒意,穿过卧榻上的重重掩护侵占住整个身体;他用双手握成拳头顶在肋骨之下,那里,一种家族式的痛楚似乎正一点点弥散开来。无法入睡的深夜里,一点一滴的动静都会让他陷入哀伤的回忆之中,他似乎听到隔壁房间弟弟的阵阵呻吟,往来奔走的脚步声中,人们反复地呼喊着弟弟的名字、想把他从永恒的长眠中唤醒;他也听到弟弟挑灯夜读的背书声,一只飞蛾落在弟弟的肩膀之上,他刚想伸手去捉,飞蛾一下子飞去无影,连同烛火、案几、书册和那副朝夕相伴的脸庞。
他不想再去推开那扇门,那门里坐着的是个一心问学的少年。他还可以用残存的信念来驱赶秋日的寒意,但弟弟的身体却被冰冷裹挟入泥。1915年,父亲过世七年之后,那一天旨亭街也是如此,他走在队伍的前端,青砖屋顶似乎像把他逼入绝境。曾经和弟弟跑上一天也跑不到尽头的巷弄,如今是如此的短,短到弟弟只用了20年就走到了尽头。
21岁成婚,儿女相应出世,他试着拿起画笔为自己找条出路,但颜色却涂抹不出多彩的生活。隔门相依,他听不到门内的动静,也找不到那把开门的钥匙。
青春的迷惘是一张牌桌,赌上未来也成不了人生的赢家;青春的迷惘是一堆被泼湿的柴火,放在怎样的炉膛里都擦不出半点火花。他把容庚这个姓名锁在屋中,却向着世俗的命运之路大踏步而去,那样的人生总是有着相似的结局:若干年后,妻离子散,他醉酒归来,倒在小巷深处的门槛上,一洼积水中倒映出他落魄的脸,无人知晓他内心的伤痛,或者说,那样的伤痛不值得可怜。
那水中的倒影被慈母之手荡散开来,在他随着心中的神像一同倒塌下去的时候,母亲先是托住了那副瘫软的身躯,继而狠狠地在背后来上了一掌。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二儿子,不想再让风尘夺走自己的大儿子。
“弱冠嗜赌博,纸牌、天九、麻雀、骰子、象棋之属靡不喜。闲复吸鸦片、饮酒为乐。母知之,辄痛责,责而悔,悔而改,至于再三。”若干年后,容庚闻名于世时,他没有回避曾经的糊涂岁月。
家族的力量让他推开了那扇门,那张熟悉的书桌已等候多年。家从旨亭街搬到了东正路,身边的书桌也从一张变成了许多张,他从学生成为了老师。青春的冲动化作了内在的动力,他着手编撰《金文编》,若干年后,当这本书初具规模之时,他开始了一场北上的旅程。
错失告别
北平的冬天是难熬的,尤其对一位来自南方的老人而言,过了十一月,秋风一起,寒意会像蚂蚁一样在骨头里面爬。对于儿子的四年,促使他的母亲在夏天来到燕园,见到孙子和孙女让老人家格外高兴,但北平干燥的气候以及入秋后寒冷的天气,让老人越来越不适应。有时候,她会感到心里发慌,她告诉儿子,差不多到了回去的时候了。
他想让母亲留在身边,母亲不仅照顾他,更是他前行中的领路人。或许母亲永远弄不懂他研究的是什么,她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成就比起来并不算高:“不求做官,但望自立,为社会教育事业多做贡献。”但在为人处世的要求上,母亲称得上严苛,很小的时候,她就让他们刻苦自立。
带着对北平的思念,母亲回到了东莞,带回来的还有身体上的顽疾,她染上了哮喘症。在广州,弟弟容肇祖为她找来了中医和西医进行治疗,但一直未能痊愈,母亲不想长时间待在省城,回到东莞,以中医继续治疗。
当他接到家里急电回到东莞时,他未曾想到这次回乡竟让他丢失掉最宝贵的东西。陪在母亲的卧榻之侧,他打开不久前收到的郭沫若写来的书信:“自前月初得手书以来,迄今已一月有奇矣。尊慈贵恙已脱体否?甚念。”或许是他的归来让老母亲打起了精神,她的病情一点点好转起来,等到他告别北行之时,母亲已经可以下地,送他到厢房门口。
他走出大门,回头朝母亲挥手,母亲注视着他,那一刻她双眼已经模糊,那个挥手的人像是自己的儿子,也像是自己的丈夫。她在夜里梦到了自己的丈夫,在自己出生之年,就和尚在腹中的丈夫指腹为婚了,丈夫还是当初那副英挺的样貌,他朝自己深鞠一躬说“你辛苦了”。
当他在上海收到母亲病重的加急电报时,春日的暖阳也无法抵挡那份深入骨髓的寒意,他想起了十五年前那些夜不能寐的晚上,他用手紧紧压住自己的胸口,如果可以他愿意替母亲去承受病痛之苦。上海到东莞的距离,永远地横亘在他和母亲之间,当年带他推开心门的那个人,如今却紧紧地关上了属于她自己的那扇门。
“惊耗破鸿蒙而东来,早岁锡熊丸,敬讠审庐陵有母;哀思越岭南以西往,晨昏乏鸡黍,倍知颍谷可风。”郭沫若为母亲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母亲面前,他永远是一个还未长大的小孩,无论自己的成就有多高,都不足以达到母亲对他的期盼。《颂斋吉金图录》序言中他写道:“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不辱其先耳。”
破碎之家
有时家是一栋建筑,住得久了,就有了故事。他时常想起燕园那两层高的灰砖洋楼,带着浓浓的现代气息:房间里是打蜡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炉,卫生间分设冷、热水炉,黄铜门把手总是被妻子擦得光可鉴人,还有独立锅炉房以供冬天取暖。一个南方人却最爱北平的冬天,他总喜欢坐在红松做成的窗框下,捧上一本书,窗外初雪飘落,妻子买菜归来,给他带回北方特有的冻柿子。
他也会想起北京的东莞会馆,灰塑屋脊,琉璃瓦面,鸟兽花卉的雕刻。他们一家人睡的大床下面全是他的宝贝青铜器。有朋友来家里观赏,他就把床板掀开,一件一件铜器捧出来,又一件件捧回去。
他最忘不掉九如堂,当年有人说这里闹鬼,他偏不信,要看看那些鬼是长什么模样。他在九如堂住了十几年,和燕园的冬天相比,他更爱九如堂的夏天。门前的橄榄树结满了果实,窗外的篱笆内长满了繁密的兰草。他的书房就在这一片绿色之中,抬头是一片生机,低头处则书香流溢。九如堂里,除了厨房,到处都堆满了书,客厅正中悬挂着邓尔雅题的横匾“五千卷金石书室”。
这些家仍在,家里却不再有人。1966年,风暴之下,家如同一片树叶,顷刻间被撕碎。妻子麦凌霄被遣送回农村劳动,容庚被迫从生活了十几年的九如堂中搬出,5年前的那份夫妻分离的痛苦再度袭来。
那时,他顶着“牛鬼蛇神”的污名,被关进“牛棚”,无家可归。元配夫人徐度伟在1961年7月22日病逝,他和她携手走过了45年,她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默默支持着丈夫的事业。1921年,当他北上之时,她一个人留在东莞照料着两个孩子和家中的老母。
他是学术界的巨人,却是生活中的矮子,妻子的离开,让他无法应对生活,甚至连开水都不会烧,儿女天各一方,他的生活一度出现了很大问题。
妻子去世将近一年后,他回了东莞一趟,那一年的8月,他和继室麦凌霄结婚。麦凌霄与容庚的妹妹是同学,1946年他只身南下岭南大学任教时,因生活无人照顾,妹妹就介绍麦凌霄来帮忙。而他家里人都称呼她为麦六姑。
风暴之中,家又坍塌,6年里,他独自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有一次,他分到了两斤咸水鱼,从来没有下厨经验的他只能自己动手。好不容易把鱼一点一点地剥了皮处理干净,试着放到锅里去煎,谁知道煎着煎着,鱼煎糊了,成了一块块焦炭。
那一次,他伤透了心,他想到了1927年那个早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芦席遮盖着静安,他想象着或许躺在那里的不是静安而是自己,四十几年前的那个早晨,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运看透。那一次,他落下泪来,他本打算这是最后一次落泪,他为破碎的家再落这一次泪。
相濡以沫
他没有断然而去,因为他想到了家,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孩子和妻子。他想起了在东莞忍受着艰苦劳动的妻子,他要把妻子带回中大。曾有人劝他,不要再“顶”,不要再提起让老伴回中大的事,但他的回答是:“我不管她是不是地主,反动不反动,她是我的妻子,我就要她回来。”
他等来了机会,1972年,为了恢复开放,迎接外宾,故宫博物院致函中山大学,邀请容庚等人前往参观指导。那一年底,妻子麦凌霄终于结束了在东莞的劳动,回到广州,回到他的身边。多年之后,这对老年夫妻再度团圆。
他带妻子去了北京,他去北大看望了王力等老友,那时候北大还有很多人没有“解放”。他见到清华、北大两所学校的负责人时,丝毫没有顾忌,指着妻子骄傲地同他们说:“我把我的地主婆也带来了。”
面对着归来的掌声,那一刻,他攥紧了妻子的手。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他也曾攥紧妻子的手,他告诉她自己的存款够她余生所用,而妻子则说你死了留下我还有什么意思。他们相约,他骑着单车带着她,骑到海珠桥,冲下珠江。
但第二天他没有带上妻子,开完批斗会回到家中,他浑身湿透面红耳赤,妻子打水让他洗脸、上楼休息。他上楼不到十分钟又回到前厅,骑上自行车就往外走。妻子刚问清楚他去哪儿,他就已经不见了身影。
他一去三天杳无音讯,妻子四处寻找,女儿家没有,好友家没有,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好友家中,她不禁悲从中来,好友的妻子也跟着落下泪来,两个人的泪水如同雨似的一滴一滴滴在地板上。
那一天,他的确是寻思而去,海珠桥上人来人往,还有军人在巡逻放哨,他只好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跳。徘徊之际,老友萧隽秀碰到了他,问他去哪里,他毫不避讳:“去死”。老友苦口婆心地劝他冷静下来,把他拉回自己家中,他在那里住了三天,老友的肺腑之言解开了他的心锁,他答应无论风浪再大,自己都会生活下去,完成未竟的研究工作。
那三天里,他想到过人生、想到过命运,他也想到过妻子、孩子,想到过家。自幼丧父,在20多岁的时候失去了亲爱的弟弟;离家北上,未能在母亲弥留时陪在身边;动荡岁月之中,家庭破碎,孤身一人;他把一生的心血都交付于学术研究,但在他内心深处,放着的是对家人的情感。在他内心起伏的时候,家庭的责任也成为他做出决定时的重要考量。
他有过很多个家,旨亭街、东正路、燕园、东莞会馆、九如堂……1979年,他搬进了自己最后一个家——陈寅恪旧居。原本他不想搬,他习惯了经历过风暴的小家,不再需要荣光和阔气。那个时候,很多海外学者来访中大时都会提出探访他,有外宾和他合影后,顺手将照相机放在楼下台阶上,结果相机沾满了鸡屎。这事之后,他才决定搬家。
风暴平息的那天,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还是我容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