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日知录》研究

顾炎武《日知录》研究 ——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 赵俪生 一 顾炎武诞生于明万历41年,公元1613年,到今年恰恰350年了。我们是应该好好来纪念一下他的。因为顾炎武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或学者,一如潘耒《日知录序》中所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确实,他是个给他的当代以及我们后代留下了多方面深刻影响的人,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间值得我们总结的一个人。

关于他所留下的影响,历来谈论的人也不少,不同的人做过一些各自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述与估计。

由于顾炎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每个方面又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局限,在他以后又经过了包括正确和歪曲两个方面的继承,所以要对他的学术遗产来进行分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从总的来讲,至少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他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一,他在他自己的历史局限下,在认识和实践、知识和行动的关系方面,树立了他那时代的典范。他标揭“行己有耻”,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

在他的文章中,他对文天祥、郑思肖、胡三省等有着爱国主义思想并且在行动方面坚持了这些思想的人,进行表扬;对李陵、谯周、谢灵运、王维、蒲寿晟,甚至连爱国主义者辛弃疾的某些几微之间的动摇,他都进行了指摘;对晚明的一些摇摆投机的败类(如钱谦益辈),则进行指名或者不指名的声讨。

而他本人的行动又如何呢?这是尽人皆知不须多事铺叙的,他仆仆边塞三十年,最后他的妻在江南死了,他写了五首悼亡的七绝,中有句云,“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有人说,这仅仅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和拥满派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无论如何,反满派至少在顺治年间较之投降派还是起着较显明的进步作用。

所以,我们说,顾炎武在他的认识和实践一致、知识和行动一致方面所做出的范例,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第二、他在学术联系政治、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方面,也树立了典范。顾炎武一生治学,可以说从来就不是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

从《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到《日知录》以及一切诗文杂著,他都显明地贯穿着一条“天下利病,生民疾苦”的总线索。即以《日知录》来看,每当他总结了三代汉唐宋元诸朝的某项典章制度之后,他几乎无一处不加上“有明之季”、“万历以来”、“崇祯之世”……如何如何的评论,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附赘,而是密切结合当代、落实到当代的具体表现。

这跟乾嘉学者一谈到当代就噤若寒蝉的态度,是截然区别着的。

这中间,自然有着进行往复辩难的馀地和问题。譬如有人可能问,顾炎武联系政治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统治者的立场上呢?抑是被统治者(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呢?从他的全部著作看来,显然他主要是站在统治者的方面来考察问题的,例如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间统治权的关系、如何调整省府州县的设置、如何统一度量衡,以减少国家对人民剥削榨取的不平均等问题都可以看出来。

这无容替他否认,或者进行掩饰。但在这里仍有两点可辩,第一,他是十七世纪的封建儒生,他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考虑问题;第二,国家职能的某些分枝与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共事业也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水利、道路、河渠、丈量土地和均税、以及互助和赈恤等等,顾炎武也是十分关心来研究的。

这就是说,顾炎武的密切联系政治虽然就其主要部分来看无容置疑是为了统治者“致治”的,但我们假如由此而获致到顾炎武所联系的政治完全不联系社会和人民的结论,那也是片面的。再譬如,也许还有人问,顾炎武总结许多历史上典章制度的经验教训,是为了谁?与顾氏同时学者黄宗羲(黎洲)亦曾著《明夷待访录》一书,自拟殷亡后之箕子被访于周武王,雍、乾时爱国学者全祖望就曾指摘说,“存一待之念于胸中者,而麦秀之恫荒矣”。

这是指摘黄宗羲的立场不稳,说他在这里埋伏了政治动摇的可能。其实,这种指摘也未见得是公允的,顾炎武讲过这层道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姓朱的统治完了,代之以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是亡国,对待“亡国”自然须要采取态度;但还有“亡天下”,那就是说抛开姓朱的和爱新觉罗的差别,社会和广大人民生活是一直要持续下去,对这些社会生活和国家公共职能提些意见,总结些经验教训,留待后世的参考,即所谓“立言不为一时”,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之下,又有什么坏处呢?所以总起来看,顾炎武的学术联系政治,其中虽有种种历史局限,但在他的具体年代中,仍然是可宝贵的。

第三、他在学术方面,也树立了极重要的典范。这一方面的内容,历来的人说过的话很多,但多半用“清学之开山”一句话来总括,未免失之于笼统,缺乏细致的历史的分析。

其实,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又何尝是停滞的和不运动变化发展的呢。清末的王国维就替它划分了段落,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这寥寥几句话,就很耐我们嚼味。王国维以顾炎武为“国初”之学的代表者、说他“大”,而没有说他“新”和“精”,这不是没有原由的。顾炎武对中国历代周边诸族诸国的问题不是毫不注意的,(《日知录》卷29就比较集中地写了一点),但他没有像徐松、张穆以来的“史必金元,地必西北”那股专题的劲儿,当时鸦片战争尚未发生,顾炎武救亡图存的政治要求自然与晚清时人也有所区别,这在学术上也必然会有反映。

顾炎武当时对地理沿革文字声韵等事已经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并把这些学问运用到治“经”的方面去,而且还写了专著《音学五书》,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他的学术跟高邮王氏父子之伦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乾嘉学者搞分枝的学问,(分枝到各治一经),顾炎武搞综合的学问;(二)乾嘉学者不敢或者不屑于联系现实政治,而顾炎武大胆地拥抱现实政治;(三)乾嘉学者治学方法中形而上学的局限与日俱深,而顾炎武的学问通达,形而上学的局限比较小,所以笼统地说顾炎武是“清学之开山”,不一定很妥当,尤其不应该把乾嘉以后形而上学化和脱离政治的东西,说成是顾炎武的遗留。

但真正遗留的东西也不该抹煞,例如他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问题方面所做出来的典范。

自然,无论局限在这一点上来看,或者连系上述共总三点上来看,顾炎武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开山”。论学者讲究节操,那么文天祥、胡三省等早已开其端;论学术联系政治,王安石、司马光从革新和保守的不同方面也提供了显明的先例;在文史学的基本功问题方面,事情亦复如此。

东汉的郑玄,南北朝的颜之推,唐朝的杜佑,宋朝的郑樵,元朝的马端临,或多或少,不能说没有开启了这一方面的端倪。声韵之学和地理之学,明中叶以来也每每有其前站。

但不管这些,顾炎武无疑仍是十七世纪这些方面的重镇。他开启了或者巩固壮大了历史学和文献学基本功的一些项目门类,明确了属于这类基本功范围内的一些方法和态度。 譬如说,第一,他相对地强调感性材料的作用。

这一点是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的。继宋朝理学之后,明朝心学极占优势,士大夫争讲些什么明心见性、危微精一之说,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境界中去追求一切,脱离现实政治,脱离客观存在,天天说着一些“语录”体玄妙胡涂的话。

顾炎武在大力纠正这些时代弊病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重视感性材料,主张从掌握感性材料出发,来谈论一切,他标揭“博学于文”的口号。这在批判;明朝中叶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潮流来说,顾炎武及其不久以后的颜元(习斋),起了异曲同工作用。

这至少是客观哲学的倾向,并且有很大的可能导向唯物主义个别论点的达成。他强调感性材料,但不能从而得出他立意排斥理性、排斥理性指导作用的结论(他的好友张尔岐曾有过这方面的质疑),至于近代学者胡适、钱穆等或借顾氏考据学的幌子,来抵制科学理论,则不应由顾氏负责。

第二、他把可以论证历史、并从而达成哲学论点或者哲学体系的感性材料的范围,扩展到了他的历史时代所可能达到的广阔范围(甲骨卜辞尚未发现,自不可能接触),诸凡诸经、诸子、各家注疏、历代官私史籍、以至金石碑版、韩柳之文,李、杜元、白之诗、各州郡县的志书,以及旅行实遇、调查所得,无不成为证史的根据。

他在章学诚(实斋)之前一百年提出“六经皆史”理论的滥觞,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扩大了治史的感性材料的范围,这对于从历史现象中归纳出有用的和保持一定正确性的结论,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在顾炎武的历史时代,不仅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除先秦名学外连有着比较完整体系的低级逻辑学学科也是没有的,但顾炎武从他自己实际的历史学操作和文献学操作中,获致了并且具体体现了逻辑,诸凡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差别,下定义和做分类的必要,材料根据的归纳为原理原则,以及原理原则对具体情况的演绎论证,等等,在顾炎武的所有学术著作中,几乎是全部明朗的,不含糊的。

他还由此出发,要求史学工作者不能对客观史料进行任何任意的和主观的增减改动,提出“述而不作”,“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的主张,(自然理性的上升和达到哲学高度上的正确的“作”,顾炎武则并未提出来说是应该排斥的)。

第四、正由于他空前扩大了历史学文献学资料的范围,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一些更细小的学科分枝,如地理沿革学、文字音韵和训诂之学、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金石文物之学,等等。

这些细小的分枝,对于历史学的本体来说,它们是辅助的,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故近代每呼此类细小分枝为基本功训练云。

顾炎武处在基本功正式创设的较早时期,自然没有以后的那样精细,但他给这些基本功和历史学本体间所摆的关系和位置,却是比较正确的;他把这些基本功细小分枝彼此间的关系,也安排得比较不孤立、不形而上学化。

仅就以上荦荦四端来看,顾炎武在学术方面,也就是说主要在历史学和文献学方面,是树立了极重要的时代典范的。 自然,顾炎武也如任何其他一位旧时代的学者和历史人物一样,也有着自己的缺陷。

例如,他时常发出一些个别的在哲学上显然是属于唯心性质的论点,其中最典型的,像一些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的论点(其中借古传达当代政治理想者,不包括在内)。其次,在“正统”和“异端”这两大分界性的思想领域内来说,他思想体系的总倾向性是“正统”的,从而他对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就诋斥不遗馀力,对一些稍具异端或者仅仅是在个别点上违背了“正统”的人物,如曹操、武则天、王安石等,也甚少好评,甚者亦予以诋斥。

再例如,对于历史上作为阶级斗争形式之一的农民起义,他也保持不予置喙的态度,(这也许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态度吧),即便与他自己生逢当世的轰轰烈烈明末农民大起义,他所见所闻定不在少,但他既没有写一部像《绥寇纪略》那样的专书,在《日知录》中也没有给起义事迹以一定的位置,这跟他早年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时尚能把浙江、江西等地起义材料大量编写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

他是最娴熟于历代典章制度的,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他也曾大量搜集了地主阶级使用洒派、诡寄等手段将国家赋役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大批材料,但在《日知录》中,他对经济剥削制度的实质,却很少做出较深入的揭示。

至于在他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见解,——即“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封建士大夫“地方分权论”,或者叫做“地方自治论”,在当时形势下这种主张究竟是进步的,抑是落后的;或者说,其中哪一部分是进步的,哪一部分是落后的,则非三言两语所可辩论清楚,姑留俟下文专节中去对待。

但在这里可以指明一点,即对比起前面所表述的三大典范来看,这些缺陷在总体上还是居于次要的地位。在我看来,从总体上平衡起来考察,顾炎武这个历史人物和学者还是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予以肯定的;自然,实事求是的批评同样也不可缺少。

二顾炎武平生著述甚富,张穆《亭林年谱》中即曾初步予以罗列,近人谢国桢氏继之予以考求,1959年出版的《亭林诗文集》中复将《蒋山佣残稿》这部分宝贵诗文公之于世,近数年报载《肇域志》的完整稿本也在云南发见了。

这就是说,研究顾炎武所可凭藉的资料,逐步在增加。在这些中间,应该以《日知录》为最富有代表性,因为它是顾氏平生综合学术成就的总结晶(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不仅仅是庞大材料的钞辑,如《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不是某一专题的精研,如《音学五书》;也不是旅行过程中的偶记,如《京东考古录》和《山东考古录》以至《谲觚十事》之类。

他自序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这书的初步辑成,约当在顾氏50岁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

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径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张穆所著《年谱》,将此事系在康熙2年(1663),想来虽不必中,当亦不远。

果如此,则《日知录》之初写成书,距今恰为300年。到康熙9年(1670),《日知录》始初次刻版印书,这怕是自30馀卷中挑选出来的选本,因为只有8卷。顾炎武在六、七年后给这个版本的重印本所写的序文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及,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

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20馀卷,更欲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

张穆所著《年谱》将此序之写,系在康熙15年(1676),时顾炎武年已六十四,在同一年中他给黄宗羲写信自述为学感受,说“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

……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

”由此可见,《日知录》一书,稿本在顾炎武生前是一直在变动着的,盖历来伟大学者写作态度是极度严肃负责,绝不肯粗制滥造,贻误后学,试看他给他徒弟潘耒(次耕)的信中说,“著书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

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扎来索此(按,指音学五书),原一亦索此书,并欲钞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按,指诗本音与易音),今可印;全书再待一年。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在另封信中又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按,指在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甥手中者),可一字不存。

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事实确实如此,《日知录》直到临终绝笔才算定了局,康熙21年(1682)顾炎武逝世,后又经十三年,至康熙34年(1695)潘耒才将32卷本在建阳付刻,这距离初稿写成又已三十馀年了。

《日知录》看起来像是一种琐节考据之书,仿佛跟阎若璩《潜邱剧记》差不多也似的,而其实是一部有着完整结构的通家大著。潘耒日知录序一开始就说这是“通儒之学”,以与“俗儒之学”相对照。

晚清李慈铭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恰好潘耒的序文中也提到郑樵、王应麟、魏了翁与马端临。

为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比照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原来自唐以来,中国史事的积累以及资料的积累,业已相当丰富,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要求打破朝代局限、打破人物纪传形式的一种“以类相通”的史事总结性的著述,于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通考,便相继问世。

明朝三百年,由于社会经济遭受到辽金元以来的一些摧残,政府科举教育内容又贫乏、形式化到毫无思想性的地步,所以这种“三通”式的巨著一直后继无人。

顾炎武一定看到这种情况,自度才识学力亦足以敷之,但他却改换一种形式(所谓“能自出于通考之外”),不用长篇巨著而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便捷形式——“札记体”来完成任务。这虽然看起来像是些零碎的条条,而实际上是有着内在的内容结构的。

那么,《日知录》中内容结构是什么呢?过去的人也试图予以划分过。顾炎武自己是分做“经术”“治道”“博闻”三部的。潘耒在序文中又划分为八部:(一)经义,(二)史学,(三)官方,(四)吏治,(五)财赋,(六)典礼,(七)舆地,(八)艺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进行了更细密的划分,说:“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论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这种分法未免失于琐细,而且事实上《日知录》往往在一卷之内安排两类或者两类以上的内容,有时甚至插入进来一条与本题不甚相干的内容,想或系后人之所误植。因此,《日知录》的内容划分,我们在此准备另作表述。

大体说来,《日知录》的写作形式是十分机动的,字数长短不一,视内容需要而定,最长者如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长至五千字以上;最短者如卷13《召杀》条,仅九个字。8卷本(今已不传)据说只有140条,32卷本共有1019条,连同《日知录之馀》4卷所收110条,共得1129条之数。

清初文网甚密,刻印过程中遭遇到被删除削改之事,估计一定不少。民国时人黄侃(季刚)曾有《校记》之作,并予辑补数条。

统观此一千一百三十馀条之所写,我们感到《日知录》全书中包括着如下的几个专题内容:第一,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制度史的有关内容,书中以卷8、9、10、11、12五卷为主,而卷13、14、15、16、17、22、23、24、28诸卷中亦每部分地涉及到这方面来。

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治道”部分。在这部分中,有关政治制度史谈的多些、系统些、详尽些、也更深入些;有关社会制度史(特别是阶级剥削的实质方面)就相对地谈的少些和深入不够些,这恐怕跟顾炎武本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有关。

在这个部分中,顾炎武处处都在把历史制度的研究跟他自己的认识见解——封建士大夫的“地方自治论”密切地联系起来,时时拿认识见解去组织史料,又时时拿史料来印证这一见解。

第二,是中国上古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文献学的有关内容。大抵旧时代对秦汉以前远古至三代所遗留下的文献,例予以特殊的重视,呼之曰“经”,科举试题要摘经,儒生应明经,学者须能解经,顾炎武也不能例于流俗之外,故在《日知录》的前七卷中,对易、书、诗,三礼、三传、论孟等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新义,其中有些是琐碎的(阎若璩跟他进行辩论的多半在这些部分),有些是考证古地名地理的(这跟卷31的内容连结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则是有关古代社会的部分。

顾炎武当时没有社会发展史,也没有考古学,也没有古代社会学,但他在自发的情况下仿佛摸索接触到这些方面的边际上来。看他对“社”对“氏族”等题目十分留心搜集资料的情况就可以体会得到,而他的经学积累也就不知不觉的转化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上古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文献学的有关内容了。

书中除卷1至7之外,还有卷22、23也有所涉及。第三、是地理沿革学的有关内容。

顾炎武在这里并未系统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的体系来,他所做的是做了几个“发凡起例”的试验,譬如说他在卷3谈诗经时写了《太原》和《韩城》两条,树立了辩证古地理的榜样;再如他在卷31中写了《晋国》至《代》等十条,这就既辨明了古地理,又大大有助于理解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发展史,对后代山西省的地域发达史也会颇有启发的;再如他对明正统时所纂官家地理书《大明一统志》的错谬百出,也进行了指摘。

这样,带有近古期新面貌的沿革地理学学科,就具备了雏形了。

第四,是文艺评论的有关内容。这也是潘耒、纪昀所说的“艺文”部分。顾炎武不仅是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而且是当代著名的文章家和诗人,他的诗文广被传诵,蔚然大家,因此他对诗文也每每有所评论。

《日知录》卷19和21中,有这样一些内容,对文章的有用与无用、繁与简、文章的抄袭(包括写作动机与态度)、诗的用韵与和韵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五,是从事历史学和文献学操作的人所必不可缺的一些辅助学科和方法,即文字、声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侈,以至琐节考证,这些内容当时还未形成独立的强大的分枝,而是作为方法被使用,它们不是单独地被写在哪一卷里,也不是单独地被写在哪一条里,而是贯穿弥漫在每一卷每一条里,而总起来就又是起了一种《发凡起例》的作用。

以上仅是根据我个人的领会,对《日知录》主要内容所做出来的划分与排列。除这最主要五项内容之外,自然全书所包罗的内容尚多,如周边诸族诸国史、历代天文记载、历代各地风土礼俗,诸经的注疏之学以及有关“子”“史”之学,甚至一些极琐碎的见闻(如河南的“太平车”,山西的“冷窑”,户部十三司的绍兴胥算,民间的结社如没命社、亡命社、扁担社,以及五代伶人姓名方式如靖边庭、罗衣轻等……),顾炎武也都写进来了。

其中有些不一定十分成熟,有些则仅仅是琐事。这些,基本上属于顾氏自分三部中的“博闻”部分。他的前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早已这样做过,他的后人赵翼(瓯北)在《陔馀丛考》里、俞正燮(理初)在《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里,复有所继承和发展,后来成为了一种愈趋于冗赘和无聊的“杂学”了。

我之所以提及到这个方面来,意思是不想掩藏像这样的苗头《日知录》里也已经有了的事实。

《日知录》给后世的文史学工作者带来了深长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地理之学、官制之学、和一般的历史考证之学这三个方面,影响尤大。然而缺陷也不是没有的,这要分别做三种情况来体会,有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搞过而后人不再摘或者不大搞而形成的,有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本人没有搞完而后人也就没有搞而形成的,再有一些缺陷是由于顾炎武使用比较端正的方法搞而后人把这种方法引到“钻牛角”“搞冷门”等邪路上去而形成的。

清末大学者章炳麟(太炎)在临逝世前所写的《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谈到他跟张之洞谈论对清朝学术成就估计的经过,“近世学术未备,……诸治史学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馀已甚痟矣、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乐律之学,…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

……近世小学,似若至精,然推其本未究语言之源,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馀类此者,盖已多矣。”章太炎这种优缺点同时指出的态度,首先就是应该赞许的。

这段话虽是批评的整个清朝学术的缺陷,但与顾炎武和《日知录》的风貌也有密切关系。所谓留心地理官制、其馀甚痟的话实际上就是指顾氏和《日知录》的影响而言的。顾炎武及其《日知录》一书、对刑法之学,未尝多事接触;对食货之学,是接触而不深不透;于乐律之学,偶有触及(如卷5《乐章》一节,相当有分量),但重点不在此;对姓氏之学,则确已给予了相当良好的开端,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笔墨虽不多,但对上古血缘纽带之被贵族奴隶主与中古领主制做了两次不同性质的利用问题,则是已经相当清楚地钩勒出来了。

乾嘉学人除钱大昕之外,对此方面甚少继承,这责任不应由顾炎武来负。至于对顾氏《日知录》在文字声韵训诂诸方面所做出成绩的估价,留待下文以及另篇(顾炎武《音学五书》研究)中去处理,此处就不多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