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东林 万昌华:顾炎武山东时期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考察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泰安271021)
摘 要:虽然不是山东人士,但山东却是顾炎武成就其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主要根据地。顾炎武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主要包括去君主至尊、至贵,限制君主手中权力的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给地方官员以更多实际治权的主张;社会基层自治的主张。顾炎武的这些政治体制思想与主张可称之为朴素宪政思想。
关键词:顾炎武;国家政治体制思想;君主限权;地方自治
顾炎武1676年(康熙十五年)在随赠书《日知录》给黄宗羲的信中写道: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1](P238-239) 很明显,他这里是夫子自道。先生盼望中华大地以后会有王道行,自信他的一套政治体制设想合理,能为中国的后来者所采纳。
美国当代知名政治学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中讲,宪政就是通过政治权利的多元化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顾氏当时所倡导的一套政治体制思想和主张与斯科特·戈登所说的宪政,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顾炎武的政治体制思想主要包括君主限权、国家分权、地方自治等。虽然不是山东人士,但山东却是顾炎武提出其上述思想与主张的主要地区。换言之,山东是成就顾炎武君主限权、国家分权、地方自治等宪政性先进思想的摇篮和根据地。下面,就在扼要考察顾炎武在山东寓居活动基础之上,对其君主限权、国家分权、地方与基层自治的思想和主张等,作一具体探讨。
一、顾炎武山东时期关于政治体制的著述
从下面的具体史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山东大地孕育与催生了顾炎武的宪政性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与主张。
虽然顾炎武自1657年(顺治十四年)秋天起,北上登涉名山大川,游历“列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足迹遍布了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大半个北中国,但直到1677年(康熙十六年)四月最终离开,期间的21年,他都是以山东为其第二故乡的。也就是说,虽然顾炎武在此其间也不时地外出旅游考察,但其在思想意识上,一直是将山东作为自己的家的。
顾炎武1657年秋来山东之后,所到或所到并较长时间驻留的地点有莱州、即墨、青州、济南、泰安、兖州、曲阜、邹县、邹平、章丘、潍县、长清、德州、东昌等地。所交往文人学士朋友有张尔岐、王士祯、马骕、李焕章、薛凤祚、赵士完、任唐臣、徐元善(夜)、张允抡、张光启、刘怀孔、颜光敏、程先贞、李源、李涛、李浃、谢重辉、王士禄、张简可、马嗣先、张奉之、刘在中等。
据有关资料,在以上地点中,顾炎武驻留时间最长的是章丘、兖州、德州、济南与泰安五地。
章丘是顾炎武山东第二故乡中的核心,是其与当时的山东大儒、著名经学家张尔岐初次相见的地方。张尔岐《答顾书》中曰:“自章丘得近清光,数闻绪论,兼得读诸作,固已私意先生所学有异世俗,非仅文章之士而已”。[2](P606)
1665年(康熙四年),顾炎武由泰安经济南至德州,再至济南,复至章丘,随置天地屋宇于章丘大桑家庄。大桑家庄有田10顷。直到1677年最终离开时,该田产还未出售。同年三月还来过这里。他不但在这里度岁,[3] (P329) 还在这里设祭祭祀过世长辈与亡友。1673(康熙十二年),闻从叔兰服暨挚友归庄讣,顾炎武曾专门在其章丘的大桑庄田庄上设祭。
兖州。1666年,顾炎武度岁于兖州守彭绳祖署。[3] (P346) 1667年,在兖州编订《近儒名论甲集》。张穆顾炎武年谱载,该年“春,留兖李署删定《近儒名论甲集》”。[4] (P267) 有关详细情况,在顾炎武与颜光敏的信中有记述:“弟向日录有《古今论集》五十卷,顷兖李、刘年翁延弟至署,删取其切于经学治术之要者,付诸梓人,名曰《近儒名论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 [1](P229)
德州。其山东最要好的朋友程先贞,还有李源(程先贞母舅)、李涛、李浃等都是德州人。1673年冬程先贞去世,顾炎武曾专程自章丘前去德州吊唁,并写有悲悼诗作《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1667年,顾炎武在德州曾先住程先贞家,为之作《程正夫诗序》,同游苏禄王墓,后又住李涛家。1670年夏天,在德州应程先贞、李涛之聘,讲《易》于两家。1673年夏,又在德州为之订州志。[3] (P422)
济南与泰安是除章丘之外,顾炎武在山东期间最常住的地方。
1773年,顾炎武在济南参加了《山东通志》的编订工作。李焕章《织斋文集》卷一《蒿庵集序》中有明文记载:“癸丑(康熙十二年)春,余膺施方伯公省志之役,与稷若同入紫薇署中,昆山顾宁人、益都薛仪甫咸在焉……宁人最核博,古今经史,历历皆成诵,主古迹山川。”另外,顾炎武在给颜光敏的信中讲,其当时是“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1](P230)
虽然不像章丘那样有大量直白明确的顾居住的文字记载,但从有关的零碎记述与有关间接材料中,也能看出泰安是顾炎武除章丘之外在山东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之一。
1665年,顾炎武在章丘度岁(过春节)。[3] (P329) 而此前的1664年,顾炎武是在泰安度岁的。[3] (P322) 《张谱》:“《金石文字记》岱岳观造像下曰:‘碑下为积土所壅。予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
’又宋董元康题名下云:‘右小石刻,在岱岳观。余既录唐碑,往还数四,道士谓予曰:昨发地得二石,请观之’,云云。据《元谱》,先生凡至泰安者三,记中云云,未得其年。’”笔者认为,还单不是此段话语中讲的“先生凡至泰安者三”的问题,而是顾曾长期寓居泰安。
中国人都知道“狡兔三窟”的道理,聪明如顾者当也不例外。另外,从其留下的关于泰安与泰山的众多著述来看,他当年是相当喜欢泰安这个地方,相当喜欢泰山这个大文物的。
从与颜光敏的通信中可知,顾炎武在泰安有自己的常住之家与自己的田庄。顾炎武在1666年与颜光敏的信中说,“弟以今年六月至雁门……初秋入都……顷至岱下,俟主人之归,即过兖郡。” [1](P227) 顾炎武在1671年与颜光敏的另一封信中则说,“汶阳归我,治之四年,始得皆为良田。
今将觅主售之……”。 [1](P230) 汶阳之田,在大汶河以北、今泰安市西南60里处。此地有关书籍中也有明确记载:汶阳“古地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泰安市西南一代,因在汶水之北,故名。
”[5](P1772) 另外,由信中的“汶阳归我,治之四年”可知,顾炎武的建立汶阳田庄,时间是在1667年。总之,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当时的岱下是其的根据地;顾当年在山东所拥有的大桑庄、汶阳二田庄,是一种并列关系。
除《日知录》与《顾亭林诗文集》中有关于泰安与泰山的较多考据、游记与诗作之外,从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引进的《蒋山傭残稿》中得知,顾炎武当年还著有《岱岳记》四卷,今已失传。[1](P175) 俗语曰,一方人熟知一方事,由此也可看出顾炎武与泰安、泰山的密切关系来。
初步考察可知,最能体现与反映顾炎武政治体制思想的著作《日知录》,就写作、出版与流布于其在山东21年寓居的期间。顾其他有关的著述,也大体写作于该时期。
顾炎武后来给人的信中讲到,其是五十岁以后才开始了《日知录》的写作的:“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1](P98) 则由此可知,其该书的写作是在来山东5年之后的事。
顾炎武在《与友人书》中讲,《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1](P190) 辛亥年是1671年(康熙十年)。1673年,顾炎武在与李良年的信中称《日知录》“续录又得六卷”。
[1](P237) 同年晚些时候,其在与颜光敏的信中又写道:“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唯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 [1](P230)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在山东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日知录》的写作。其在1676年的《初刻〈日知录〉自序》中写道,“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
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1](P27)
另外,顾炎武的《郡县论》九篇,也是关于他的政治体制思想的重要篇章。对于这九篇论文,以往关于顾炎武生平的论著中少有涉猎。不涉猎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二是不排除有现实政治桎梏的原因在里面。
可以肯定,它们也写作于顾炎武在山东寓居的时期。从《亭林文集》的编排顺序上看,它们早于《钱粮论》两篇。顾炎武在1676年致黄宗羲的信中讲,《钱粮论》两篇写于之前数年,则《郡县论》九篇也当写于之前数年。它们当写作于1670年前后。
所以当时未与《钱粮论》两篇一起刊刻流布,大概与怕犯禁有关。在当时,鼓吹封建、批评郡县,是要犯大禁的问题。比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两篇未刊文中,其中的一篇即是《封建》。[6](P418)
二、顾炎武山东时期政治体制思想概观
顾炎武山东时期关于政治体制的思想与主张主要反映在其所著《日知录》一书与论文《郡县论》九篇中,概括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点:1、关于去君主至尊、至贵,限制君主手中无限权力的思想;2、实行地方自治,给地方官员以更多实际治权的思想;3、社会基层自治的思想。
自秦始皇实行皇帝制度以来,我国就确立了君主神圣、地位至高无上的观念,并且被历代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宣称为天经地义。以后历代君尊臣卑、君权无限,实行的君主独裁专制政治,根源就在于此。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考据与读书札记的形式,进行了坚决否定。
清朝与明代一样,都是政治上极端君主专制、最高统治者动辄草菅人命的王朝。文字狱高发,文人动辄被处以极刑。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顾炎武却在《日知录》一书众多篇目中,清楚表达了去君主至尊、至贵,限制君主手中权力的思想与主张,有识有胆,实属难能可贵。
顾炎武去君主至尊、至贵的思想,在《日知录》一书的《君》、《主》、《陛下》、《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周室颁爵禄》等篇中,表现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