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康手机号 90后技术狂刘靖康:凭声音破解周鸿祎手机号 40分钟拿IDG投资

    “公司的产品出了点问题,要赶快返回去处理。”在接受《创业邦》采访的头天深夜,刘靖康发来信息。那时他正在从深圳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兴致勃勃地带着他最新的硬件产品。他即将做成一笔对他而言意义重大的业务。

    这次来北京,他只带了这一个成品,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一个卡槽坏了,结果全盘都运行不起来。”在发出信息之前,刘靖康和他的一位小伙伴已经在火车上做了近6个小时的抢修。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连续一段时间每天只睡3个小时。

    他们小心翼翼地给产品做焊锡。“那是金属,还会蒸发,吸入后挺难受的。”火车有轻微的晃动,一直修不好。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把北京的事情推掉,赶快回深圳换一个新的,别耽误谈业务。幸运的是,发出信息不久,产品修好了。

    “当时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坐在记者面前的刘靖康如释重负。

    这个1991年出生、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初次接触显得有点腼腆,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大学生和互联网圈里声名鹊起,“任性”地红了:大二时,他用7000张同学的照片做出了南京大学各院系“标准脸”,引发网络围观,被送外号“标准哥”;他曾根据视频中几秒的声音破解了360董事长周鸿祎的手机号;他还曾利用漏洞入侵学校教务员邮箱搜到期末试卷,并像前几次一样在网上写了技术分析日记,题为《如何通过入侵老师邮箱拿到期末考卷和修改成绩》,结果因为这次“捣蛋”险些被学校开除。

    “那些都只是冰山一角,其实之前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但都已经是回忆了。”此时的刘靖康已经成为“90后创业者”。

    从“捣蛋”走红到初次创业,刘靖康似乎突然经历了一个四面受力的过程。他在自信与自省间自处与成长。

    “麻烦保持低调”

    刘靖康似乎很善于反思。

    “比如邮箱漏洞,当时披露到网上,一方面确实是想提醒一下别的学校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另外,肯定有炫耀的心理,觉得我很牛逼。”刘靖康说,“但这些都不是我在大学里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

    一进大学,老师推荐了许多获取信息的渠道,比如一些互联网、科技类的媒体。因为感兴趣,刘靖康真的认真去看了。这些信息,让沉浸在自己的研发小世界里的刘靖康开始了解市场和行业。“我大学之前包括后来做的东西只能称为作品,还不叫产品。作品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技术范畴的东西,产品却是面向用户、面向市场的东西。”刘靖康的视野被打开了。

    除了被逐渐打开的视野,还有被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和造梦神话鼓动起来的心。他经常看到一些新闻,一个互联网新公司成立不久就拿到了动辄就是几千万的融资。刘靖康内心的小火苗被点燃了。

    大二时他开发了一个视频内动态植入广告技术——xAd。它与当时已被普遍使用的视频广告插入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植入方式。先前的技术是在视频拍摄环节就把广告放进去一起录制,xAd则是在完成版视频中直接添加,而且一个广告位可以重复使用。刘靖康觉得这完全颠覆了视频广告制作技术,而且可以提升用户体验,同时提高视频的广告价值。

    刘靖康报名去参加了一个路演活动。他心里盘算的是,拿到投资,就去组建自己的团队,把这个东西产品化。他甚至还想到了一个备选方案,万一拿不到投资,就直接去找优酷谈,做优酷的视频广告技术提供方。

    那个路演活动是在香港,刘靖康那时户口在学校,又挂了一些科,为了把户口资料调出来办港澳通行证颇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说服老师给他放了行。没想到的是,去到香港路演之后,赞誉声和冷水一齐泼下。

    收到的赞扬还是技术创新方面的。但让他沮丧的是,那些主动找到他的投资人几乎都没投他。他试图去联系优酷,但根本联系不上:“我没有渠道。”那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资源是多么有限。

    “年轻的好处就是,这些投资人作为前辈,天然地很愿意教你。一开始我心里肯定还是觉得自己很牛的,但是在聊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说得有道理。”投资人给他指出两大问题:一是这个技术需要对现有的视频广告产业链做出许多改变,不确定因素太多;另外,刘靖康当时并没有团队,一个人难以成事。

    这盆冷水,让刘靖康真正开始思考,什么是市场。“那一次让我意识到,从一个技术到原型、产品,到成为一个项目,再到一个创业公司,直到面向市场化,这条路有多长。我那时只是一个人站在了原型的阶段。”

    以前看到的都是鼓动人心的成功案例,只知生,不知死。这次,投资人用自己的投资案例让刘靖康了解到了创业失败的死法,以及怎样从行业和生产的角度判断一个项目。

    无知无畏的创业冲动被泼了冷水,“捣蛋”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让他学会了低调。

    破解了老师的邮箱之后,刘靖康的父亲被一个电话请到了学校。当天,他父亲就从广州赶到了南京大学。刘爸爸从老师办公室出来后一言不发,只轻轻叹气。刘靖康说,这是他看到父亲最失望的一次。

    “我失望的是,他做事这么不考虑后果。”刘爸爸说。

    后来父子谈心,他告诫儿子,没做出成绩之前,“麻烦保持低调”。更何况,即使做出了事情,也是要低调的。

    “我之前做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串不成一条线,没办法让人完整地知道刘靖康到底在干吗。”刘靖康评价那时的自己。“他后来一定要创业,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刘爸爸说。

    大四的时候,许多工作机会纷纷找上门来,包括国家安全局。刘爸爸动心了。“这可能是在支持我创业这件事上,我父亲动摇最大的一次。”刘靖康说。

    可刘靖康最终没有接受。“创业是最艰难的一条路,但可以让我成长得更快。”

    40分钟拿到投资

    xAd技术没拿到投资,刘靖康的创业梦搁浅了,他开始走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刘靖康很快把xAd技术卖给了一家广告公司,并担任这个公司的技术总监。之后,他又加入了两个创业项目——“超级课程表”和“大学助手”。“我是看好项目才决定进去的。”刘靖康说。他见完超级课程表的团队之后,兴奋地回到酒店就发了一条状态,对这个团队一顿夸奖,觉得他们在执行力各方面都非常赞,自己要是有钱一定会投他们。结果当天晚上对方打电话请他加入,他自然说好。

    中间有一段时间,刘靖康在这三个公司同时兼着职。“那段时间其实心里是飘忽的。”

    创业无门,只能加入到别人的团队。但他事后总结,加入创业公司是个以最低成本学习的方式,可以了解创业的整个过程。

    在那段不长的时间内,刘靖康看到了创业团队的快速成长,也经历了项目的失败和团队的散伙。大学助手的团队只有三四个人,而且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沟通,而且大家当时也逐渐觉得切入点有一些问题,于是最终这个团队就散掉了。

    2013年9月份,刘靖康想到一个新点子,从超级课程表里退了出来,自己创业。

    他组建了团队,推出了“名校直播”,提供一整套从视频采集、编辑到分发直播的解决方案,3块钱的成本就可以支撑两三百人通过手机同时在线观看视频。他把这个产品在大学校园里逐步推广。七八个月的时间,做了200多场直播之后,产品推进不下去了。

    这次不算成功的尝试,却在真正意义上让刘靖康在从产品到市场的路上蹚了一把。他总结了其中的原因:校园视频内容品类太多太分散,缺乏爆品;面向C端用户,战线太长;盈利模式不清晰。后来,在给别的创业者做分享时,刘靖康讲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好的技术和产品不一定是个好项目”。

    刘靖康准备转变模式,于是面向商用领域推出了“V直播”。这是一个更轻更清晰的模式:V直播向活动承办方这样的中间商提供产品和技术,对方再去服务自己的客户。

    但很快,刘靖康发现了一个问题——原先的那一套解决方案基于手机直播的技术,播放效果不如传统视频制作技术。必须做到不仅比别人便宜,还得更好,才会有机会。刘靖康有了做摄像硬件产品的想法,要做成普通群体用得起的直播。

    这次他很快拿到了投资。2014年在创业邦Bang Camp导师配对中,被推荐给IDG合伙人李丰,随后创业邦与IDG联合投资了他。“我首先被他之前的经历吸引了,他开发了很多产品,是属于技术极客类的那种人。”李丰说。

    第二天两人在上海谈了40分钟,IDG随即决定投资刘靖康。“聊了之后,我发现他是个表面逗比甚至有点腼腆有点萌的90后,但其实成熟度相对还挺高的。而且,他不是那种只会技术的类型,与人沟通的能力也很不错,思路也很清晰。”

    “我们一开始是以国外目前最好的技术效果为目标的。”刘靖康参考了360度无死角成像技术,目前世界上拥有该技术的只有苹果、谷歌和Livestream。

    90后管理90后

    “做硬件我完全就是个小白。”刘靖康说。

    V直播最初的产品里涉及到一点硬件,当时在深圳找了几家外包公司就做好了,没出过什么问题。这让刘靖康在做新的摄像硬件产品时几乎没意识到会有多复杂。

    那时他找了一个研究生团队做产品原型。因为在不同的校区,刘靖康每个月给他们打钱,只不时去看一看。“我也看不懂,想着交给你们搞好就行。我预计3个月就可以了。”结果,3个月之后,什么也没做出来。

    “当时牛逼吹出去了,跟有一些合作伙伴都已经说好了。”骑虎难下,刘靖康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最核心、最难的部分自己带着团队做,相对标准化的部分外包出去。连续两三个月,整个团队每天几乎只睡3个小时。刘靖康跟团队讲:“这个东西做不出来公司就要倒。”

    团队里几乎清一色的90后,在硬件开发上大家都是新手,有一个编码问题做了四五天,一直拖到“双十一”的晚上还没有进展,隔壁的软件部门都已经开始在网上扫货了。刘靖康冲硬件团队说:“给你们5分钟,淘宝、天猫上500块钱以下的东西任你们买,公司买单。”

    一通扫货之后,当天硬件团队加班,从12点干到3点,把那个编码问题解决了。刘靖康哭笑不得:“之前四五天都在干吗?(问题解决)有运气的成分,但很多时候也还真的要威逼利诱才行啊。”

    威逼利诱的目标就是效率。刘靖康是提前算过账的:整个项目三方配合,一方落后拖的是整体的进度。当时公司有二十几个人,至少一天花1万块钱,已经耗了5天了,如果不尽快解决,再花5天又损失5万。5分钟时间扫货,从打开浏览器到付款,一个人最多花掉2500块钱,硬件团队三个人加起来也才7500块。“我绝对是赚的。”

    刘靖康这样理解花钱的意义:“对创业公司来讲,最宝贵的是时间,时间跟钱是等值的。在任何提高效率的事情上,公司花钱都非常舍得。”

    激励背后要的是成果。对于新手团队来说,这个成果既包括实际的工作成效,也包括员工的成长。“现在大家好像都很捧90后,但是事实上90后除了对产品、技术可能比较有感觉外,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贫瘠的,尤其是涉及到做市场、销售这些传统的东西的时候。”

    刘靖康也想过要招年龄更大、更有经验的人进来,但挖人对他来说“真的还是个短板”,而且公司还小,吸引不来那样的人。“比如在别的公司挖个总监过来,我现在也付不起那么高的钱。就算给得起,我心里也很颤。”刘靖康说。所以,他只能用年轻人,努力让他们成长得更快。

    刘靖康的方法还是“威逼利诱”。一方面,设定薪酬体系,一个季度涨一次。这个涨薪频率最初是倒推的结果。他最初在学校创业,招的都是还没毕业的学生,所以定了一年的期限,一个季度涨一次工资。这样,核心成员在毕业的时候,薪资就几乎达到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水平了。现在,这个调薪制度在公司已作为一个传统固定下来了。

    涨工资的同时还得提要求。当员工的成长达不到预期的时候,刘靖康就让员工自己提涨多少工资。“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比我们预期提得少的。”刘靖康说,“自己开高了,代表接下来一个月要做的更多了,所以一般人不会给自己定得很高。

”这时,刘靖康会侧面再给点压力:“过去一个季度你做得很好,但是还有一些地方还不够好。在你现在设的这个点上,我给你再开高点。”给了钱就代表有了期待。

    现在团队还不大,刘靖康几乎每周都会找员工聊天,目的是给员工身上的负能量一个出口,也便于了解问题在哪里。

    但不是所有员工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90后的职业素养不高,做事像在学校里面做作业,感觉做不完也没什么关系。”

    他曾把整个硬件团队都开掉了。他对此非常纠结,大家最开始在一个小房子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而且都是同龄人。

    刘靖康去跟一些兄弟公司讨论怎么处理创始团队里跟不上发展节奏的员工。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都跟他讲了一个同样的道理——大家是出来打仗的,有兄弟掉队了先扶一把,扶不上的话就算了,如果纠缠下去最终会拖累大家,最后会对不起更多的人。

    在这一点上,刘靖康对超级课程表的创始人余佳文很佩服:“余佳文就是一个做事儿特别狠,或者说特别能公事公办的人。他可以跟你一起喝酒一起玩儿,但是该骂你的时候就骂你,而且全公司都听得到。”

    “在背后看着他”

    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刘靖康的父亲觉得儿子多少可能是受了一点自己的影响。

    刘爸爸1997年从银行辞职,在广州开了个毛绒玩具厂。刘靖康坚持要自己创业的时候,父子俩达成共识,用两年的时间试试看。

    刘爸爸担心的是,儿子社会历练不够,创业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失败了能不能承受得住。他反复跟刘靖康讲,做生意的原则不是想着做成了怎么样,而是在准备做的阶段,多想想可能碰到的问题,衡量自己有没有能力解决和承受。

    他告诫儿子,不激进冒险,先把一件事情做好、做精再做下一步,这样才能做得久。

    融资的钱还没到账的那段时间,刘靖康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不得已从父亲那里借了钱。有时,算着刘靖康可能要没钱了,刘爸爸就给他打电话,给他打钱。父子俩说好,这笔钱算是借的。

    刘爸爸给儿子看自己的账务表,个人借款项里也记着刘靖康的名字。“得让他有财务管理的意识,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与其他借款人不同的是,刘爸爸的账簿上,借给刘靖康的这一笔钱,没有还款日期。“我跟他妈妈已经商量好,我们需要留一笔钱,做好准备,在刘靖康创业‘壮烈牺牲’的时候为他买单。”

    刘靖康毕业的时候,刘爸爸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顺便检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当时还是比较混乱,连个正式的会计都没有。”刘爸爸说。

    在拿到投资之后,刘靖康立即给公司招了一个会计。巧的是,这个会计就是刘靖康在那家广告公司工作时认识的同事。后来,这个前同事又帮刘靖康介绍了一些人加入。刘靖康后来感叹:“过去不经意间经历的事,真的会帮到你。可能当时看来不会带来直接的回报,但是将来在某一个时间点都会串成一条线。”

    刘爸爸欣慰的是,他和儿子算是比较幸运的一对父子,没有代沟,更像朋友,两人算是无话不谈,包括女朋友的话题。“这个家伙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比较尊重我,很多问题都会跟我讲。”刘爸爸说。

    刘爸爸也是有过儿子给的压力的。刘靖康在南京大学挂了很多科,刘爸爸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跟你妈妈起码养育了你20年,我们的小孩考上了重点大学,你总得毕业,对父母有一个安慰吧。”

    临毕业那一年,刘靖康正忙着创业的事情。刘爸爸让余佳文给刘靖康编了一个课程表,自己和刘靖康的女朋友各拿一份,按时提醒刘靖康回去上课和考试。

    刘靖康也很配合。“我觉得这是个要求也是我的一个义务,算是我对父母的一个承诺。另一方面上个大学总要善始善终。关键是,考试拿毕业证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和创业之间只能选一个,我就真的得考虑一下了。”刘靖康说。

    最后半年,刘靖康把欠的学分都补回来了。“领一个毕业证书回来安慰他妈妈,我对他就没有要求了。”刘爸爸说。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和安慰的问题。刘爸爸要保证儿子有一条退路。他甚至跟自己在国企、事业单位的朋友早就都打过招呼,要是刘靖康创业失败了,帮他安排个工作。

    刘靖康很少听到父亲当面夸自己。“可是,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出来,我的成长可能比他预期的要快一点。因为有时候他听我讲完,会显得恍然大悟,或者他没想到的东西我想到了。”刘靖康说。

    父子之间总有一些深沉微妙的东西。“谈不上超出预期。目前来讲,他都没有走出我心中定的圈圈。我在背后看着他就行了。”刘爸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