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纪念 李亚东:纪念哈维尔

远房表叔 ——纪念哈维尔                         跟许多普通人一样,我没有见过哈维尔。

可这个事实,不妨碍我走近他、阅读他。甚至想象他、感受他。在我的心目中,这位人类精神的先知、极权主义的敌人,更像是自己家里住得很远的父辈。一位可敬而更可亲的远房表叔。

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这种限定或者恩赐,我们只有面对。或者,学鸵鸟是另一种选择。

毫无疑问,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许多厌倦了生命被征用、想要唱出自己的歌、编织自己人生故事的人,许多勇敢的或算不上勇敢、却是敏感的或者钟情的人,内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人生导师。可我更愿意,把他还原成普通人。像他自己说过的,“我是个捷克土包子,我将继续是”。

我对他的这一印象,来自对他的阅读。他在自己的《狱中书》里,一再承认自己的木讷、自己的怯场、自己的动不动就发窘。他说自己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是个过于反恭自省的“死脑筋”。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跟普通人的你我一样。另外,此种印象也来自见过他的友人,曾寄来细致的近距离观察文字。——容我稍做援引:

我观察,哈维尔基本不是个场面上的人物。那天乔治城大学演讲,从礼堂最后方的记者席远远望去,哈维尔竟是个小个子……,个子不高的哈维尔不是想象中那般潇洒。他人在台上不仅说话很慢,时而结巴,而且讲话时用手势帮忙。

这说明他下意识地想弥补词语表达的不足。轮到开口时他身体前倾,离开靠背,双肘撑着上身重心,支在膝盖上比划,在自己思想的树林中寻觅表达的语汇,紧张而专心;说完立即靠回椅背,两腿摞起来,显得格外轻松。……“巧言令色鲜矣仁”。

他的话语表达能力跟许多厚道、甚而迟钝的男人一样,不那么好。哈维尔说话时,表情专注却不丰富,言调平缓几乎无变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仁者而不是智者。用传统的比喻,他象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友人北明由此发感慨:遍览西方诸国元首政要,潇洒机敏或沉稳坚定、含蓄深沉或圆滑阴沉,没有一个是这种风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怀韬略,个个腹引机谋的中国,无论极权体制下还是民主争斗中,恐怕不用三两个回合,就把这种庄稼人排除在外了。”

细想想,也确实是。或许也就是捷克,或者说,也就是该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怎样有意思的国家啊?如果说历史的展开经常像戏剧,那么捷克的历史剧在我心中像元宵夜的灯谜。都说捷克人没有热情,我想未必吧。那表面上热的,有时内心很冷;表面上冷的,会浪漫得一塌糊涂。

别的不说,仅我所知的捷克的开国总统、哈维尔尊称“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就是个道德至上的哲学家。据说“要耶稣,不要凯撒”,就是他的精神遗产。

有这个发现,不会遮掩哈维尔的光芒。而是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吧,确实有很多共同的课题,也有太不一样的故事。作为一个遥远的中国人,在纪念哈维尔时,我确实难免“浇自己之块垒”。

表叔,但愿不唐突您。

先说一个问题,哈维尔是谁?

在一般人来看,有两个哈维尔,或者说他有两重身份:作为著名的异议人士、良心犯、“前总统”,与作为诗人、剧作家和善思的写作者。相对于前者的传奇性而言,后者更多具有普通人的色彩。我以为后者,才是哈维尔的底色。当然两重身份,在他是结合起来的。

当然哈维尔自己,意识到自我的丰富或暧昧。他曾感叹,“基本上是一个社交型的人,而写作是一件最孤独的事”。大致说来,两样东西他处理得很好。他的被世界接受,也与它关系密切。基本来说,他的“道德文章”相互给力,行为为话语加注释,更让它获得了生命。可哈维尔不可能没有话语。如果没有话语,谁知道他是谁?

面对哈维尔的“成功”,我们只好感慨,“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未有真知而不行者也”。是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为什么那么说?是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原谅他们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问题变成了: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或者彼拉多的难题:“真理是什么?”

我觉得说远了。哈维尔其实,也曾在内心的十字路口徘徊。他说自己不够自信,这样的人哪来的“英雄主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特质都发源于我本性中的缺乏自信,发源于我一直对我是否被周围的人所接受没有把握。”那怎么有后来?他坦白是:

我并未做出“牺牲”,也不是玩世不恭,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特定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自己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样做,力争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日常的决定,是一种“存在的实践”。因为正如一个人每天都有不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都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

一种“存在的实践”,并非天降大任于斯人。

而且生怕人会误会,他反复解释过,“不想做一个专职的殉道者,我走到这一步,不论是从形势的发展,从我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还是从我的个人气质看,都是再自然不过了。简而言之,我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什么叫“非如此不可”呢?他有另外一个说法:“我甚至想说,我掉入了情网,虽然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网。”

或许你会说,对于世界有情态度,对一个诗人来说只是本分。可我要问,为什么哈维尔是诗人?其实诗人不诗人不打紧。哪怕普通人也要审美。未必普通人内心,就不需要有爱?

如果你有爱的体验,如果你在爱中,当然“非如此不可”。

所以,哈维尔其实跟我们一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跟哈维尔也一样,都要面临存在的难题。未必所有的人,都像哈姆雷特那样提问。可活着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说的“活着”,肯定跟中国语境中单一的限定不同。不光肉身,还有精神,或者灵性。

生命不是侥幸的事,总是需要交答卷。或许有极少的人能够有特权,就像驻外大使能够获得某些“赦免”。可对一般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连想象起来都难。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象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征战。当然你可以回避“征战”等词,说自己每天不是冲锋陷阵的。也不妨用“存在与虚无”之类时尚话语,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捎带说,哈维尔很多时,就是那样干的。

所有的人都在并非自己选定的语境或氛围中活动。但是我想,只有比较少的人才能冲破迷雾,找到自己的生命话语。只有较少的人才能真正活着,抗拒标准化、虚无化的妖氛,为生命开道路。

慢着!当我这样说,似乎看到哈维尔皱起眉头对我。就算话没说错,某些人群动不动就出现的伪精英,是他要避免的。

事实上,哈维尔只是普通人。真正的人,不是先知。

不知是否有人想当然。我想强调说,哈维尔不是“哲学王”。那是他最痛恨的。有梦想不等于乌托邦。善思者也不是哲学王。哪怕这个人,凑巧当过总统什么的。我欣赏“客串”一词。

上面就是我对哈维尔的理解。或者说,自己对这位伟大人物的认同。因此,假如有人问:“如果没有人鼓掌,是否还勇敢登场?”想来在哈维尔,那是不成问题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

现在来说,瓦茨拉夫·哈维尔跟我的关系。

如果他只是“前总统”,我想说跟自己没关系。中国有句老实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总统生涯与我何干?当然我关心“转型”的问题。纵然如此,“前总统”跟我还是没关系。至于他当政十三年,国内支持率如何变高变低,更是专门人士感兴趣的。

如果他只是写作者,跟我的关系也不会深。据说他起初写诗,由于对“当众脱衣”的畏惧,转向了写戏剧。戏剧相对来说,社会化比较高。对于这位“总是怯场”的人,表面上看是“迎着困难上”(我们这边的词,怎么全豪言壮语?),或许算急中生智吧。

好象打着口号走夜路,又好象人太羞怯了,藏身人群反而有安全感?……——且打住吧,都成乱说了。得感谢我们国家繁荣的出版。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机会找到他的诗歌、戏剧来读。

剩下的关系,就是善思者或公民哈维尔与我的关系了。像我这样万万千千的中国草民、网民,能够读到崔版的《哈维尔文集》,实在是拜时代之赐。

我不想自做多情地谈论,“哈维尔与我”。在潜水者比发言者多的万千读者中,我这个打酱油的算什么。可问题是,更不能代表一个“我们”发言,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就只能勉为其难地谈。尚请表叔原谅,你自己也说起,“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作为普通人,只好带着普通人的傲慢与偏见,说哈维尔就是为我辈写的。无权势者有甚历史,我们普通人没故事。作为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和螺丝钉,老实说,我从肉身到灵魂都被征用了。是无偿征用,既然是主人。像“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

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假如这些所指的,不是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而是别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我也太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嗯,未免太那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了。

作为普通人能说什么,要说就说自知之明。不,不是清醒。老实说不必要清醒。如果没了梦想及苟欢,谁好意思继续普通人。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好象比那些人上人累。不是打悲情牌,是经验的事实。别人很轻松应付的,像我就很难过去。有道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耳朵都听起茧了的“好日子”,至今不愿平均到我头上。

活着问题很具体,不能不全力以赴。于是看到类似的话,就觉得是针对自己讲的:“一般的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提到的精神病象我全有。哈维尔还说: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我说的是我们全体。

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读到这里,我觉得针扎一样。看到自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虽然我也很无奈,虽然我也没法子,但是我干工作也尚称积极。从小到大那上进心一直没有失去。很多时候感到时代列车跑得快,气喘吁吁跟不上,可也不想放弃游戏。

什么“放下即实地”,我做不到。但是感受深了,有些道道要琢磨。于是看到这样的话,就照单接收—— “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是啊,真的很失败。感到失败是我的病。哈维尔的文字像精神分析、又像病情诊断。我觉得他不像那些谋财害命的“专家”,更不像那些把“黄金世界”许诺给我、他们自己却“真实”生活的人。哈维尔的文字不仅让我疼,好让我觉得自个尚未不朽,也帮助我看清了一切是多么荒诞。

荒诞戏不荒诞,遮掩荒诞才荒诞。温水煮青蛙,一种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看到所谓死亡、所谓熵,就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自己被病毒攻陷和征用,反过来心甘情愿推动它。真是致命啊。我突然想要喊救命了。

“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感谢远房表叔。

现在要说另外一方面。我毕竟是普通人,对自己身上普通人的问题算是知道一点。普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想要当普通人。我觉得该专门提出来。一意视而不见的话,纪念哈维尔所为何来?

我不晓得别的国家如何,其实别国用不着我费心。只是在想到自己国家时,想到“哈维尔到中国”究竟怎么回事?就觉得问题可能不会那么简单。直截了当说吧,我怕人们又接受他、又排斥他。

方法可能是,渲染一个“前总统”,遮蔽一个“哈维尔”。或者说,对哈维尔的兴趣,只限于社会转型的“敲门砖”价值,而罔顾他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哈维尔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怕这些话在性子急的人那里停留不了十秒钟。我怕“要耶稣,不要凯撒”的话,在关注民主宪政的人那里,一听就扭转头。

作为哈维尔的后辈,我当然盼望民主宪政。“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怎么不会激动我的心?我所担心的只是,对于“凯撒”的理想压倒别的理想,对于历史上颠峰时刻的倾心压倒别的关注。假如是那样,“前总统”哈维尔就压倒了“表叔”哈维尔。

我想下面自己的话,难免让人扫兴。可怎么办呢?

哈维尔有两重身份。而我们中国普通人,只认识其中一重身份。如果说两样都接受的话,也难免是看在一样份上,接受另一样。一部中国历史,或者不幸包括现实,虽然“政统”与“道统”说法很多,可稍懂事一点的人都明白,“国情”是什么,以及“血酬定律”、“潜规则”为何。少说什么“道尊于势”,真相是“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当代的官方话语太粗俗,就不引用了。你我都懂的。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如用老的现成话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一代代的人都想反抗,有时想要树立“道尊于势”的权威。总的情势让人沮丧。在别的层面上,人们想做类似的努力,譬如在所谓“知识分子”那里,强调“尊德行”与“道问学”并举,或用顾炎武的话讲,强调“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实际情况是让人沮丧的。一直没有“道”对于“政”的独立,一直没有奥古斯丁“两个城”的思想。所谓“神权”,只是真实不虚的皇权的自我加冕。易言之,只有一个真实的恺撒。对于这种结构性现象,高尔泰先生称之为宝座崇拜。他说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陈迹飘零读故宫》)

我们太懂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所以谈论哈维尔时,我把他当成表叔而不是前总统。有些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认识清楚,能剥离时就剥离,该澄清时就澄清。我想作为人,对于一个“哲学王”或“诗人总统”的故事,容易发生兴趣。

古今中外的我等,都容易陷入一种试探。消费这样的故事,同时为它辖制。我想作为中国人,对与权力有关的一切有更浓厚的兴趣。可如果不是足够清醒,不是抓住问题主干的话,谈论哈维尔时,究竟谁在谈论、又在谈论谁?

为了让哈维尔还是哈维尔,我只好说表叔不是总统。否则,只有花费更大的力气,解释面包不是馒头、总统不是主席。

宝座崇拜是一种崇拜。哈维尔不需要崇拜。

为了说明这点,请容我结合哈维尔的一则故事。那是崔卫平先生所分析的、围绕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争论。先感谢崔先生。

哈维尔在总统任上的1993年4月,他在一篇题为《后共产主义恶梦》的演讲中,讲述了一段过去的故事:曾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对此分析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针对他的善意解释,命运相似的布罗茨基发表公开信,大泼冷水反驳他。

布罗茨基反对“不便”之说,提出在担心可能的迫害外,还有几种可能的情形:人们不认可他、压根儿瞧不起;或觉得自己算什么哟:“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因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

”这不是什么便不便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人心之粗俗”。相对来说,把事情归结为“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本源,可以提供道德慰藉,实际上是认识上的简单化和自我美化。事实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远不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就能勾销的。“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者抵制它的人,几乎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我当然认为布罗茨基是对的,他看问题很深。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尔的解释。他写文章答复: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于民主、自由的感知因而有所区别。……崔卫平据此写:

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于周围世界、周围的人们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于人性的估计更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她并从两个人的争论,透视出“某种真正的分歧”。说到这里,问题是谈深了,不过对于我的话题有的偏离。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两人侧重点不同,我肯定站在布罗茨基一边。同为受苦受难的人,同为喜欢思考的人,在“充满屎尿的”苏联水泥牢房,跟在布拉格文明牢房里,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我想说的是,真实的哈维尔会犯错误,他不需要崇拜。而且,真实的哈维尔到中国来,会面临特殊的困难。如果他是前总统,有人会追星一般、买椟还珠。如果他没有那些,我想毕竟跟他在捷克不同。某种“精神资源”或者“后援力量”,在这里是欠缺的。也不是没有,算不上多。更不要请出孔子、孟子来“对话”,众所周知他们早死了。现在活着的,永远不会说出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们当代的情形,容我借用57年反右前,一位作家讲过的话:“果戈里到中国来也要苦闷的!”布罗茨基到中国来呢?或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出现、我们怎么理解、容忍?假如他们是一些种子,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心灵土壤?如何能够生根、发芽,先不说“茁长成长”。那么老实的人,那么良善的愿望。真正的诗人心灵。可我们的语义系统,只能抱歉地说,是另搞一套、独尊恺撒的。

“活在真实中”。既然如此,先容忍上面话。

哈维尔肯定会犯错的,远房表叔怎么会不犯错?他自己承认:“我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

”但是他确实让我们受惠良多。一是他的一系列思想,说起来卑之无甚高论,做起来实难。二是这位真实的人,对我们中国草民的关心,让人感到有个“人类大家庭”存在。很多时候感觉不到的。这世界熙熙攘攘、忙名忙利,不是一家人,谁会在乎你?不是有情人,谁会关心你?居然有表叔这样的仁爱者,肯在寒冷中惦念你,在隔绝中伸出手来。内心的感激,怎么能传达万一?就用几句用了无数遍的话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