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何以能和《魔戒》殊途同归

李汇川

随着英译版《射雕英雄传》在海外陆续上市，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西方评论界将金庸小说比作“东方版《魔戒》”，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见。武侠小说与西方奇幻之间，确有一些共通的特性，这些共性来自英雄史诗母题——英雄人物历经磨难，战胜强敌，最终达成壮举与伟绩。

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在英国上市后，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成了现象级的畅销书。继英国之后，英译本的金庸作品很快也要在美国书店上架了。西方读者们带着好奇心翻开书页体验奇异精彩的武侠世界，而早已熟知金庸和《射雕英雄传》的中国读者们，同样带着好奇心，期待着外国读者的感想与评价。

在金庸的创作功力与郝玉清的翻译技巧共同影响下，《射雕英雄传》收获盛赞，好评如潮。有的读者被故事情节所吸引，有的则关注主要人物的命运，更多人醉心于武功与打斗描写。最有趣的是一位读者评论道：“书中对食物的描写令我垂涎欲滴。”

这让我想到，1890年清朝外交官陈季同为了向法国人介绍中国，以法文写作出版的小说《黄衫客传奇》里，也曾不惜笔墨地详细描述中式菜肴，甚至在提到 “醋拌笋尖”时，特意加注 “以滚水清焯过”。不知百余年前，这本小说在同样以美食文化闻名的法国，可曾引得读者垂涎欲滴？

武侠小说中写到食物的本就不少。在古龙的《流星蝴蝶剑》中，律香川用来招待孟星魂的蛋炒饭，令人印象深刻。金庸写食材菜品，更是极尽想象。《射雕英雄传》里，有出自黄蓉妙手的两道名菜： “好逑汤”和 “玉笛谁家听落梅”。 “好逑汤”的关键，在于将樱桃去核之后，嵌入斑鸠肉，“玉笛谁家听落梅”要把五种不同的肉两两组合，搭配烹烧，创造出 “合五五梅花之数”的25般口味。严家炎在 《金庸小说论稿》中提到这两道菜，感叹 “真让人读着都要流口水”。金庸煞费苦心写这两道佳肴，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小说的趣味，它们参与到关键的情节中——在品尝了这一菜一汤之后， “北丐”洪七公决定将 “降龙十八掌”传授给郭靖，而郭靖在后来的情节中，倚仗这套武功屡战强敌，在几处难关化险为夷。严家炎先生如此说： “这件事关系到郭靖一生的幸福，也关系到全书故事的发展。”

当我们提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时，往往先想到的是复杂凶险的武林江湖，以及冲荡其间的快意恩仇。而金庸写黄蓉的精湛厨艺，写杨过或韦小宝变着法地与人斗嘴，甚至写张无忌与赵敏的私密情话，这些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段落在各部小说中俯仰皆拾，不胜枚举。更为难得的是闲笔不闲，或树立人物，或推动情节，皆非一时之兴味，而是构思精巧的匠心之笔。在宏大的英雄叙事与细节的生活趣味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疏离感，而这疏离感带来的张力，成为构建这个令人沉浸的金庸武侠世界的重要因素。

说到 “武侠世界”一词，不得不提，在英文版 《射雕英雄传》出版后，有评论称郭靖有潜质成为像 《魔戒》中的弗罗多和《冰与火之歌》中的琼恩·雪诺一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形象，金庸则与西方知名奇幻文学作者托尔金、J·K·罗琳、乔治·马丁等人并肩，被誉为 “世界的构造者”。

1938年，已经于前一年出版了《霍比特人》的托尔金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演讲时，提出了 “第二世界”这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所生活在的世界，是 “第一世界”，而在想象力与创作欲望的驱使下，人类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构建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即 “第二世界”。他还提出， “第二世界”虽是主观幻想而来，作者却需要建立合理自洽的逻辑系统为之提供支撑，令其保持内在的一致性。托尔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坚定地贯彻 “第二世界”理论，这一理论也被后来的奇幻文学作家们所奉行。在勾勒出一个 “第二世界”的轮廓之后，优秀作者和平庸作者的分水岭在于，前者会精心设定与打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他们利用写作来构造世界，不仅是 “创世者”，也是 “砖瓦匠”，这不是单纯依靠天赋或狂想就能完成的。

金庸在作品中展现的对生活细节与生活趣味的关注，便是 “砖瓦匠”工作的一部分。仍以黄蓉的两道名菜为例， “玉笛谁家听落梅”之所以蕴含 “五五梅花之数”，是因为她父亲黄药师精通奇门五行，她自幼耳濡目染，所学不少；洪七公品尝过黄蓉的厨艺之后，当即允诺传授二人武艺，因为他不止是个 “吃货”，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江湖豪侠，不能平白受他人的恩惠，必须予以回馈。在这短短一段“烹饪——授艺”情节中，黄蓉与洪七公的言行紧密贴合各自的身份背景，也隐隐揭示 “有恩必报”作为江湖道德中的一条行为准则的重要性。

当然，严格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能完全归入 “第二世界”的奇幻领域。现实历史的逻辑与幻想江湖的逻辑，被金庸置于写作天平的两端，彼此融合，达成相对的平衡。在他笔下，武功高强的江湖侠客可以在史料记载的罅隙里用一颗飞石击杀蒙古之主，但他们并不能扭转宋朝灭亡这一既定历史结果。西方奇幻文学把架空的 “第二世界”作为对 “第一世界”的弥补和修缮，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传奇构成了犬牙交错的 “纠缠态”。

将金庸小说比作 “东方版《魔戒》”，似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见。武侠小说与西方奇幻之间，仿佛确有一些共通的特性。这些共性来自英雄史诗母题——英雄人物历经磨难，战胜强敌，最终达成壮举与伟绩，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在武侠小说与西方奇幻文学中都具有普遍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将艺术分为 “心理型”与 “幻觉型”，前者所涉及的素材来自人类的意识领域，例如生活的教训、情感的波动等等，而后者则是以集体无意识为原型的艺术，为其提供材料的经验是“存在于人们心灵深处的”， “暗示着某种时间的深渊”的 “陌生之物”。学者王一川对此有一个精妙的譬喻：“心理型艺术相当于我们身居平川的日常感触，幻觉型艺术恰如我们偶尔登上高山之巅面对茫茫云海和幽幽深谷所产生的罕有沉醉。”

我们很难溯源寻找究竟是哪位作家第一个创造了龙和魔法，哪位说书人首先描述出突破人类生理极限的武功，但当我们读到中西方那些天马行空而又精雕细琢的幻想小说时，似乎有某种镌刻在人类基因中本能性的、渴望自我超越的英雄情结开始被唤醒了。这正是我们如此热爱这些作品的原因。假若把西方奇幻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看成荣格所说的 “幻觉型”艺术，那么分布在广袤大陆各地，体验着不尽相同的日常生活的读者们，即使登上的是不同的山峰至巅，举目远眺时所瞭望到的，或许是同一片浩渺无垠，惹人陶醉的云海。

写到这里，再来看金庸的小说在西方读者间的流行，则有些不出所料的意味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