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陈诚 “国仇友恨” 陈诚、邓演达不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1931年12月22日,蒋介石最信赖的青年将领,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在吉安驻地像往常一样给未婚妻谭祥写信,所不同的是,他刚刚提笔,眼角早已湿润。“曼意吾爱: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何谓“国仇”?何谓“友恨”?我们从头说起。

1931年12月22日,是陈诚与谭祥订婚七周月的日子,但陈诚心情遭透了,手书"国仇友恨"。

1927年7月,在汪精卫“分共”前夕,邓演达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11月,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三人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

1930年5月,游历考察了欧亚数国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与陈诚交谊较深的黄琪翔任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主管军运工作。

邓演达

9月1日,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在他创办和主编的《革命月刊》上刊登。

邓演达的矛头直指南京国民政府。

陈诚和邓演达的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坊间一直盛传陈诚与邓演达及“临委会”高层人物有过相当接触。据时任第十八军军部少校副官的邱行湘回忆,陈诚赴日观操之前,他送陈到上海,同住在法租界爱咸斯路上的寓所内,当时曾看到过“临委会”的文件,黄琪翔等不时与陈过从,谈话多保持秘密状态。

陈诚,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

“临委会”主要干事之一朱蕴山晚年透露:“当时的陈诚曾经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属机密往往扑朔迷离,“临委会”争取陈诚反蒋,邓演达介绍庄明远、丘新民、陈烈、曹金轮、胡一等人到第十八军,都得到了礼遇和妥善的安排。1931年6月22日,邓演达写信给黄琪翔,明确告知:“11师又14师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宁粤冲突激化,“临委会”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放下红军不打,也不能放纵两广的割据不理,已是多方受制。邓演达决定加快起兵倒蒋的步伐,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干部,去江西指挥陈诚的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事,攻取南昌。同时派出联络员,通知所有建立了联系的部队,一起响应军事行动。

据“临委会”组织部干事罗任一回忆,当时一些地方部队愿意参与,比如第十九路军、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二十师等,甚至第十一师也有部分听命行动。那么陈诚本人是否知晓邓演达的“倒蒋”计划?或者事先有过一些承诺?答案是否定的。

罗任一撰文指出,邓演达打算去后当面与陈诚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邓演达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至于忘恩负义,“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显然,这是一次前途难测的冒险行动。临行前三天,邓演达与朱蕴山话别:

如果邓演达能够顺利成行,陈诚势必面临艰难抉择。然而事与愿违,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干部训练班学员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拿获。黄琪翔当晚也差一点被捕,幸亏机警,逃过一劫。翌日,邓演达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旋即押解南京。

邓演达被捕后,上海《申报》连续报道了羁押情形。消息传到江西,陈诚心急如焚,电请蒋介石“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介石同意“准从宽大办理”。 8月31日,陈诚写信给未婚妻谭祥,娓娓说道:

不久,报载“中央常会决议严惩邓演达,将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诚心情跌到谷底,不禁向谭祥述说起心中苦闷:

言下之意,保不住邓演达活命,只好辞职不干。

1931年9月,陈诚得知南京中央决议严办邓演达,写信给谭祥表达忧伤之情。

此后,陈诚又焦虑地接连写信给谭祥:“择生兄事有无所闻,盼速示知”,“择生兄事有无所闻,盼复”。9月15日,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引起陈诚极度不安:

与邓黄有关系者即指庄明远等人,蒋介石明显不想把陈诚推向对立面,“望切实注意”云云可谓给足陈诚与邓演达划清界限的空间。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相信大家一定好奇陈诚如何“详查速复”,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但是很遗憾,有关史料目前处于“缺失”状态。

几天之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陈诚电呈蒋介石、张学良:

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军政要员商讨对策。在翌日举行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蒋介石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国民政府告国民书》强调“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引起普遍不满。

24日,陈诚再度请缨抗日:“倭兵据辽,全国悲愤,我政府除明令对日宣战外,别无瓦全之道。”陈诚不赞同“先安内后攘外”,他诤言蒋介石:

顺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态:“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声言自己要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坐镇。各地请愿学生当时在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断敲打,以示催促。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通电下野,“北上抗日”之事终未实现。

还在12月初的时候,邓演达被秘密处死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宋庆龄闻讯找到蒋介石,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介石眼看无法掩饰,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

邓演达之墓

原来邓演达在拘禁期间拒绝放弃政治主张,坚决“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11月29日已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邓演达呢?朱蕴山说得最透彻:“蒋介石之所以要在下野之前决心杀害邓演达,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阴狠险毒”,痛批“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的领袖”。

陈诚一时不明真相,以为邓演达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决心通过辞职迫使蒋介石网开一面:“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江西匪乱犹炽,自宁都陷后,益形猖獗,请饬朱主任(培德)速莅江右主持。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

蒋介石的回复毫不含糊,“不能因公害私,因友忘党,有负职责”。12月20日,陈诚依然以为邓演达尚在人间,为保挚友一条生路,他近乎哀求地电呈蒋介石:

陈诚营救邓演达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真诚的,他虽为蒋介石的宠将,但绝不做蒋介石“亦步亦趋的影子”。22日,陈诚确认邓演达已经惨遭枪决,流着眼泪写信给谭祥大发感慨:

想到对外不能抗日,挚友又为革命丢掉性命,陈诚禁不住“伤感交集,神志昏乱”,似乎没有勇气再作任何事情。谭祥好言相劝,毕竟邓演达的死早已造就事实。陈诚也承认,“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调整心绪后的感情天平终究还是倾向蒋介石。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喜结良缘。

不过,陈诚对于“临委会”介绍过来的人员,态度始终一如既往,尤其是庄明远,抗战后期官至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中将司长。

1948年10月,陈诚移居台北阳明山静养之前,打算接庄明远一同前往,庄婉言拒绝,后来参加了共和国开国大典,被任命为国家交通部供应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