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民族问题一百问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一)
【摘要】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及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处在一种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 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推动学术创新, 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我们的共同目的, 就是在新形势下, 逐步将我国的民族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对此, 有必要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若干有学术潜力的研究选题和可以提供借鉴的分析思路, 做一些最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当代中国; 民族问题研究; 选题; 思路
【作者简介】马戎,男,北京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自20 世纪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的社会体制、基层组织与经济制度经历了重大结构性变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有了重大调整,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模式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与此同时, 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改制和北约东扩已不复存在, 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和战略博弈局面, 中国对外的政治谈判、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外部政治与宗教势力通过外交手段、贸易谈判、新闻传媒和人员交往正在对我国社会施以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迁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 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 许多方面都出现新现象和新问题, 不断给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们提出新的研究命题, 因此在新世纪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推动学术创新, 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
经过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我国学者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 开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方面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反思, 并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比较, 以探讨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马列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同时, 近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使我国学者走出了国门, 得以接触到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 得到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和讨论的机会, 这使我们在民族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经验事实的横向比较方面都拓宽了眼界。
近几年来, 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经常讨论这样一些话题: 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哪些新现象和新问题? 对于哪些现实问题, 我国现有的民族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 对于民族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 我国现行的制度政策能不能予以舒缓与化解? 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时, 应当如何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有可能发现哪些具有新意的研究视角? 在诸多可能的选题当中, 哪些是反映社会发展主要趋势并能够做出具有创新成果的研究选题?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 我们当前最需要去开展的是哪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 我国的民族关系研究可以在哪些领域里与当代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并做出真正的学术创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国家的政策调整提出哪些积极可行的对策性建议以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和文化创新?
我们的共同目的, 就是在新形势下逐步使我国的民族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理论创新,高屋建瓴; 认清局势, 判定方向; 制定规划, 选择路径, 然后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写作本文的目的, 就是试图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若干有学术潜力的研究选题和可提供借鉴的分析思路, 做一些最初步的探讨, 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同行和同学们的兴趣, 大家共同对相关的题目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 逐步建立共识, 在这个领域里去共同努力。
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拓展眼界
在讨论我国民族研究的具体选题与思路之前, 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
首先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只有坚持彻底的实证研究的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 从实求知,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源泉是人类的实践, 如果不走到社会中去调查, 不深入社会基层了解各族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思想, 不总结以往事实中反映出来的经验教训, 只是坐在书房里读经典、理文件、查文献, 嚼别人嚼过的馍, 那是无法真正了解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的。
同时, 我们在书中读到的任何观点, 在研究中得到的任何结论,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 才能验证它是否真正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
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这是历史上我党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要方法, 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党摸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主要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仅在口头上承认这个观点, 在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也要切实遵循这个原则。
其次就是要真正地“解放思想”。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 使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中华民族正面临一个重新崛起的历史关键时刻, 我们正在从事前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事业, 不能墨守成规, 因循守旧。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轨迹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既不能“全盘西化”, 也不能照搬苏联或美国的东西,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要能够跳出现有的思维定势, 要有创新的精神和魄力。
小平同志在推动我国的改革事业时, 不断提醒我们, “思想要再解放一点, 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 就是要求我们努力跟上形势变化, 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与时俱进, 审时度势, 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新路来。
用“家庭承包”的方法来扭转中国农业的被动局面, 用“经济特区”的方法来摸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用“一国两制”来顺利解决香港回归的问题, 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大手笔, 也是通过解放思想从而在新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典范。
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当中, 如果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相比较, 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20 世纪50 - 60 年代的传统框架当中。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 我们有关民族的基本理论主要还是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 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 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 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 就难以提出新的思路和观点。
第三是必须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对世界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借鉴仍十分有限。有些人认为中国既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民族研究在政治上就具有特殊性, 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就不适用于中国。
他们看不到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因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特殊性, 也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族群问题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同的共性, 而且我国当前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和理论, 本来就是近代从外国(前苏联) 引进的, 并不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
以意识形态或国界为藩篱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研究隔离开来, 不注意从国外民族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 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 不利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同时,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历史变迁中所造成的原因, 20 世纪50 年代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 保留下来的“民族研究”似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 在80 年代学科调整后在一定程度独立于其他学科,这样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与研究成果也就很难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有所促进。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 民族研究成了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的“专利领域”或者必然的知识长项, 民族院校的设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研究的“自我封闭”创造了客观条件。
除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 我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的综合性大学很少把民族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领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 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面积64 %的大国, 民族研究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十分反常的现象。
所以,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需要努力去打破现有学科的分界垄断和相互隔绝。世界进入20 世纪之后, 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开始从各学科独自局部发展走向一个“全球化”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各学科相互交叉、彼此渗透,许多重大创新成果都是出现在学科交叉的领域里。
今天的社会科学(以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为框架) 的知识体系已不再是地区性的(西欧、东亚、阿拉伯等) 、以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 分野或以文明体系(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 为基础的局部性的知识, 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跨国界、跨文化和彼此渗透交融的知识体系, 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融也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当然, 各国在这一知识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进度是有差别的, 仍有一些国家在这一演变进程中相对滞后。
世界进入21 世纪, 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需要关注其他国家学者在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一定同意和接受他们的观点,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 熟悉他们的研究成果, 而不能还是只讲斯大林及以苏联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为基础的传统民族理论, 要努力拓展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思路。
二、一个基本命题: 认同意识的演变
(一) 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演变与分层结构
无论我们研究的群体单元是种族、民族、族群、部落还是地缘社区, 都存在人们的群体意识如何产生以及群体边界如何划定这些基础性问题。我们研究民族与族群,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研究的层面, 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就是需要对相关群体的抽象群体意识(其产生来源、群体边界的形成、群体认同的多层体系与核心层面、群体身份认同的演变、内部与外部的影响因素) 进行系统的分析, 理解其内在的规律性。
人们的群体认同意识是一个多层级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从最小的社会单元(血缘家庭)不断扩大, 一层一层地一直延展到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人类群体。社会学家关注的是: 在各个群体的思想观念中, 这个群体认同系统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 这个认同系统具有多少个层级?在这个多层级的群体认同体系中, 在人们心目中与行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使得其他层面退居其次的是哪一个层面? 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是占有资源和形成经济传统的地区? 是具有共同祖先和血缘传承的群体组成的部落? 是具有共同文化、共同传统居住地、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的“民族/族群”? 还是以血缘和亲属为基础的家族和宗族?
( 二)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与现代“民族”(Nation) 的产生
在17 - 18 世纪的欧洲, 在当时的封建帝国体系中出现了以公民权和公民联合体为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 在原各帝国的版图内产生了一批“民族- 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法制思想的发展与传播) 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认同。
民族的构建与民族主义思潮是近现代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核心剧目, 外国学者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研究成果中有一些已经被译成中文, 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思路和历史实践经验的参考。
随着近代“民族- 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形式从西欧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和推延, 许多独立的行政单元在其可能的“领土”范围内、在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努力构建自己的“民族”与“民族- 国家” ( nation-state) 。
“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 的过程及其特点, 也就成为各亚洲传统国家(如中国、日本) 在国家体制转型中最重要的政治与学术议题, 也成为各原殖民地(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建国后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政治与学术议题。
在分析这些国家“民族构建”的特点时,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各传统国家原有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转型, 知识阶层又如何利用原有的传统来重建现代的“民族”、“祖国”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 也同样需要关注在人们认同体系中由于外在原因(非自然产生) 的作用而出现的、主要由政治势力主导而“构建”的身份认同。
(三) 近代中国社会精英与各族民众在认同方面的历史演变
中国民族关系与认同意识的演变, 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 自有文字可考历史以来直至1840 年的“鸦片战争”, 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传统与认同特色的“天下体系”和“有教无类”的文化主义族群观, 这是费孝通教授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时期; (2) 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49 年新中国建立, 西方文化以强力进入中国, 冲击原来的清帝国统治体制并鼓动部分边疆族群脱离中国, 这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危机期; (3) 1949年以来,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建期, 但是重建的理论指导和制度建设追随的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
我们仍然需要在历史反思和跨文化对比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归纳中国传统的族群观, 即第一个历史时期中群体认同意识的演变。但是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民族关系时,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对第二个历史时期的系统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分析研究西方的“民族” (nation) 和“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概念如何影响中华民族整体及各族民众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
当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轰开“天朝”大门时, 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和“文化主义族群观”随即黯然失色, 而西方的“民族- 国家”、“种族”、“民族主义”观念则直接或经由日本间接传进中国。
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传奇故事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感情, 对于应当如何把这些新概念、新词汇应用于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这些讨论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的文献当中。
郑振铎编的《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12本《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丛书》等书, 对这些文献做了很好的汇集。基于对有关历史文献的研究, 近年来中外学者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新意并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著作, 如狄克特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Dikotter , Frank , 1992,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Stanford Univ.
Press. )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Prasenjit Duara , 1995 ,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以及孙隆基关于“黄帝崇拜”的论文“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与“群体意识”产生与演变的一般性研究不同, 对于现代“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如何出现及演变的研究集中于近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 特别是近代中国各阶层、各政治群体如何在内外互动中接受和改造这些西方观念的历史进程的研究。
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延续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 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的族群观念。西方的“民族” ( nation) 和“民族国家” ( nation-state) 观念在近代是如何“植入”或“嫁接”进中国社会的? 在知识阶层的大讨论中,“民族”、“国族”、“种族”、“国民”等词汇是如何定义的? 在使用时又是如何选择的? 在使用中其内涵和外延又发生了哪些演变?系统地剖析清末民初的这些思想与文化大讨论,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近代与现代中国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 源自前苏联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自1921 年建党后先后经历了哪些变化? 影响并导致这些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研究选题。
(四)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各族精英和民众的认同状况
经过20 世纪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运动与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建立, 与历史上情况相比, 和其他国家情况相比, 今天中国各族民众心目中的认同体系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的政策宣传在多大程度上被各族的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 这是一个必须根据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深入访谈才能够回答的问题。
在今天各国内部民族关系的研究中,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各族的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心目中最重要的、核心的认同群体是“国家” (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国民”或“公民”) 还是自己所属的“族群/民族” (如中国的56 个“民族”的“某族成员”身份) ? 是否把自己“某族”身份的重要性放在“国家公民”属性之上?
如果是前者, 人们就会以宪法和公民权利为立足点来争取自己个体及相关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后者, 人们就会通过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建国来争取自己群体的利益。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 通过“民族自决”来分裂现有的政治实体。
我们研究现实社会中的民族问题, 就是要研究人们的核心认同意识的形成与演变, 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历史条件、政治体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族群分层、文化宗教差异、外部力量的作用, 等等) 下, 人们会选择前者; 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人们会选择后者。
人们在思考群体认同时, 在选择认同层面时, 可能会面临各类矛盾与冲突, 那么他们在理智和感情两者之间如何协调? 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如何权衡?作为群体的领袖人物, 他们对自己个人权力扩展和广大民众根本利益之间如何选择? 对于中国各族民众的认同状况的调查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中国各族对“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认同程度, 也显示出中华民族在面临境内外各种政治挑战时能否抵御住内部矛盾和外来冲击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