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从近代水利走向现代水利
据报道,三峡工程已经开始最后阶段的蓄水工作,全面竣工指日可待。从单纯的水利工程技术方面而言,可以说三峡工程标志着中国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 “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长久梦想。然而,技术上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中国水利已经完全走上了健康的轨道,各种新的矛盾与挑战又在不断涌现。
也许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果也越来越多。在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理念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水利政策以及各地的具体做法进行严格的拷问。
不合理不科学的工业布局导致的用水效率低下,不良的价格机制引发的水资源滥用,过度开发利用造成的水质污染,欠考虑的决策带来的浪费问题,都是水利工作的重大忧患,并成为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个大业成功的时刻,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如何像钱正英所说的那样,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型。
8月2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新闻——
“长江三峡三期枢纽工程最后一次验收——正常蓄水175米水位验收29日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已按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三峡工程可以全面发挥其巨大的综合效益。”
经过十七年的奋斗,这个被称为“全球超级工程”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赫然矗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豪迈设想已经变为现实。神女无恙,夔门犹雄,虽然少量峡景山色将消失,但三峡的激流险滩已然消逝,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水波不兴的“平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景观。
“我认为,现在中国水利是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正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三峡为标志,中国水利最后赶上了苏联,赶上了美国,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水利工程技术,可以说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这位被称为“治水女帅”的老人今年已经86岁,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23年前,在对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争论不休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着有关部门的官员察看三峡,在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人大、政协通气。
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受命主持了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钱正英在接受《文汇报》特派记者的采访时坦言:“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还想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都不足以谢天下!’那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想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弄清楚。”
钱正英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各业专家,成立了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施工、投资估算、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
她在开始的党组会上发言说:“我们这次究竟要搞真论证还是假论证?首先要看是否发扬民主,让人家在各个阶段、一定范围内把意见都讲出来。过去讨论不充分,我们就急于要做结论,譬如规定高于150米的水位一概不理,结果反而做不了结论。这次我们说豁出去了,所有问题都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去决策。”
原来文件规定论证一年,实际上却花费了两年零八个月。不少人士都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在最后一次论证中,也有9位专家没有在报告书上签字。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遂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赞成票占多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宣布:议案通过。
一生从事水利事业的钱正英没有停止她的脚步和思考。1994年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她担任了三峡枢纽工程质量专家组组长,每年都要到工地视察。同时,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正英承担了国家的重大研究课题 “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
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尖锐的现实问题互相映照,让晚年的钱正英获得了崭新的视角。她对记者坦陈:“我当部长时,对水利就好比是照相,总是用近镜头,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了,看得更清楚一点,比较能更客观地看一看走过的路了。”
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之际,钱正英老人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重新审视着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审慎地提出:“新的矛盾出现了”,“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
经济观察报:如果从1944年开始与水利打交道开始算,到1988年你已经从事水利工作44年,从1952年开始计算,你在水利部领导位置上也有36年,见证、参与了新中国水利的历史。
钱正英: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1988年离开水利部后,我开始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我首先约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呢。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
黄河流域的开发历史有两千年以上。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我开始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了。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拉开了距离,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钱正英:是的,比较更客观地看一看走过的路了。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我和张光斗同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我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看见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
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
这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咱们这些搞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2003年 “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经济观察报:你有勇气承担责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钱正英:我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
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以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正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是:水多、水少、水脏。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对洪水,应当实行战略转变,从以建设防洪工程体系为主的战略转到:在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建成全面的防洪减灾工作体系,在遭遇特大洪水时,有计划地开放蓄洪和行洪区,达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对于水少的问题,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是可以支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其实,中国水利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水多和水少,而是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水环境退化。
中国水环境退化的主要表现为:不少地方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局面,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受到影响。水利界对此虽已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但还没有达到高度的共识和重视。
经济观察报:所以,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对各地的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
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不能正常运行,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自己能够解决?
钱正英:能够解决,没有问题。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两次水资源评价,第一次就是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事实上,现在我们中国用水的增长已经慢下来了。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和一位英国人讲过,我说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中国人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总的趋势是,社会经济进步了以后,用水会少。因为,各种用水中,农业用水属于植物的蒸腾和蒸发耗水,用水量最多,而且不能回归河流。
工业用水量比它少,而且可以回归河流,关键是解决污染。第三产业用水更少。一些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的水平,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的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的用水量减少。
经济观察报:从战略角度讲,中国水资源没有问题?
钱正英:没有问题。中国粮食也没有问题,中国的粮食还是要依靠中部和东部,绝对不应当拿新疆的粮食救中国,新疆不能成为国家粮食的生产基地,只要它自给自足就可以了。我们依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业耕地就可以养活中国人,需要合理地配置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要适合于自然环境。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硬性地改变地貌,非得把沙漠变成绿洲?
钱正英:《科学时报》报道了甘肃专家们提的意见:你们要把黄河的水调到民勤,把民勤作为商品粮基地,为什么不在黄河附近搞商品粮基地,偏要把水调到遥远的民勤呢?所以,问题是怎样合理地调整产业布局。有些地方的水利部门老是讲,我这个地方的水资源布局不能适应经济布局,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研究,你们的经济布局是不是适应水资源布局?当年别人启发了我。
那个时候讨论南水北调,天津种水稻缺水,要把江苏的水调到天津,江苏人就问我,你把水调到天津种水稻,你让我们这里种水稻不可以吗?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从整个水利界来说,需要转变观念?
钱正英:我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是也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第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设计方案争论时我站在了交通部门一边。第二次是“背叛”发生在前几年。深圳河污染非常厉害,需要治理。深圳城建局拿出来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
而由水利局合并而来的水务局认为从源头治污太麻烦了,提了一个方案叫 “大截大排大引”,把污水一起截流,到珠江口那里建设一个集中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进珠江,大截了以后水源不够怎么办?再大引,从东江引水来。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最擅长的。结果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有的赞成这个方案,有的赞成那个方案。春节期间我到深圳,深圳市领导请我帮忙定下方案。回京后,我打招呼,水利部组织了一些专家成立工作组到深圳。
深圳水务局一看这个阵势,认为这个官司必能打赢。可是后来我组织了一批专家去论证,双方发言针锋相对,最后讨论结果,我支持城建局的方案。第二天我一回到北京,城建部的人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都知道你在深圳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到最后水利部门的人员也承认了,说这个方案是对的。最后大家同意按照这个方案来做,现在很有成效。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水利的60年?
钱正英:成就辉煌,中国水利在60年间起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我小时候起,每天报上长篇累牍都是水旱灾害,旱的时候,不少地方以观音土充饥,大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饿殍载道。连年的水旱灾害,每一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
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了。现在呢,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常遇水旱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农业建立了高产稳产的基础,城市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从大的方面讲起来,经过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到上世纪90年代水利又一步一步地被重视,可以说兴起了第三次高潮。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过程中,水利的矛盾也在逐渐转化?
钱正英:在20世纪90年代,以黄河断流为标志,说明水利的矛盾开始改变了,新的矛盾是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之前主要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
如果以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把中国的水利分成三个阶段:古代水利、近代水利、现代水利。中国的古代水利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人口大增长。
经济观察报: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利的基础学科开始建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
钱正英:但是中国却落后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毁坏了。
经济观察报:那时的中国进入不了近代水利的大门?
钱正英:对,一直在近代水利门外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就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但是在二战以后呢,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经济观察报:我们还没有追赶上,人家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了。
钱正英:但是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矛盾出现了,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这其实是警示我们,近代水利已经走到顶头了,应当开始转变到现代水利阶段了。现在我们应该自觉地转入现代水利。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钱正英: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水利工作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再依过去的老路走,不行。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放眼全世界,观念都在进步。水利界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经济观察报:你一辈子从事水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评价?
钱正英: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使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
我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我这儿,所以我现在的余生的责任呢,就是要把我存储的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
经济观察报:一些老人喜欢写回忆录,水利界的林一山、张光斗都写了回忆录。
钱正英: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是属于 “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那种人。我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人提出要给我写传记,我都拒绝了。我跟他们说,我还不想写过去的历史,我还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Iamnottowritehistory.Iamstillmaking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