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曼孙来斌孙来斌:沃尔夫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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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两种相互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常发生的危机都作过解释.对于当今的危机,它们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声称,如果没有外界干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可能停留在持续低迷或长期通胀状态,以至于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管制,加强管制",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先知们"的口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谴责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矛头直指由于多重市场规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监管失误.政治力量对市场的操纵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因此,"放松管

两种相互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常发生的危机都作过解释。对于当今的危机,它们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声称,如果没有外界干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可能停留在持续低迷或长期通胀状态,以至于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

“管制,加强管制”,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先知们”的口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谴责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矛头直指由于多重市场规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监管失误、政治力量对市场的操纵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

因此,“放松管制,解除管制”,便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号。尽管两者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问题上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两者都显示出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两者之间的某些理论摇摆,是服务于这种共同的保守主义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有自己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并与前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独特的阶级结构的内在关联。在它看来,由一个阶级结构过渡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结构,是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无论是强调管制还是放松管制,只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不改变,它的阶级结构都会系统地、周期性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

剥削与美国历史

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读,是将之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结构相关联的。美国资本主义在2008年9月所遭受的失败有着长达120年的深厚阶级根源。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两种主要趋势。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了约1.8%,另一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每年达到约2.3%。

这个世纪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持续成功的世纪。资本家稳步增加的剩余价值为其进一步有效扩大和加强阶级剥削创造了条件。这种利益格局有利于资本家利用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分配的多样性,显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变迁。

数量庞大的剩余价值促进了资本积累,并被用于购置机器、兴建工厂和基础设施等,这样就直接增加了工人劳动的产出量,也就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新技术的运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消费品单位价值的降低,因此也就提高了剥削程度。

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支付研发费用,这样就会促成新的产业浪潮,而新的产品又会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寻求官商勾结和政府庇护,以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为了有效降低销售环节的成本,需要构建一个批发和零售的交易网络,产业资本家还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商品销售折扣的形式分配给销售商。因此,以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家还会以利息的形式给银行分配部分剩余价值,以便从银行获得用于增加生产投资、研发费用以及扩大和改善与官僚机构的关系所需要的资金。同样,产业资本家还会以股息的形式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股东,以便其公司通过向公众出让部分股权从而拓宽融资渠道。

最后,产业资本家还会以税赋的形式向各级政府分配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促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而降低资本家的运营成本,促进剩余价值生产。虽然多次受到经济危机的干扰,但是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占有足够的剩余价值、进行有效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

剥削程度的加剧与实际工资的增长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促进了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工人自己和绝大多数人看来,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他们生活是否成功的标准。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反映了他的社会地位。

消费主义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它的流行表明了美国工人缺乏对阶级剥削的清醒认识。消费主义把工资和消费水平的上涨视为对工人薪酬劳动的充分和恰当的补偿。消费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意识到并采取行动给予了工人恰当的甚至是慷慨的补偿。

通过这种强调,消费主义有效地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消费主义断言,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证明了以下两点:(1)资本主义不但可以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2)日益增长的个人消费水平反映了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然,单靠消费主义本身还不能压制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相关解释,政府、被资本雇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宗教界还有其他团体也陆续加入到打压队伍之中。他们声称私有企业、自由市场能够保证绝对的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因为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妨碍个人自由。

剥削程度的加剧与实际工资的停滞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从此前90年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从1978年至2007年,年递增率为3.26%),然而实际支付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约是0.

37%)。资本家从每个工人那里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出,但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却并未相应增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此间的剥削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并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者和产品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分化的鸿沟也在不断加深。

最为重要的是,实际工资上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曾经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来增进消费并借以表白、歌颂、维护自己的资本主义,现在再也不能那么做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剩余价值生产的激增态势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的萎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本家的腰包。由于大部分的美国资本主义企业是公司制企业,结果造成公司的财富、权力和影响统治着整个社会。

公司董事会的头头们将大部分剩余价值装入自己的口袋,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下级管理人员、银行、经销商、股东、土地和技术所有者等。这些受益群体弹冠相庆、皆大欢喜,而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却步履维艰、每况愈下。

为什么实际工资会停止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资本家不得不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比以前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分割剩余价值的新要求也层出不穷。一些公司的经理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用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与国外企业竞争。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要求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份额,因为要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统治地位,实施旨在安抚日渐动荡的部分穷人的一揽子社会工程,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工会继续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力,为工人争取分配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用以提高工人的工资、医疗待遇和养老金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里根总统的新政策与新古典主义的战略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就是避免社会权力过度集中,并借此消除有碍市场机制平稳运行的因素。但是,随着国家税收的减少,政府在促进就业等方面日益无能为力,并且越来越依靠于政府债券和证券的购买者;工会丧失了国家一度赋予它的法律和道德支持。

工会同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日趋削弱,实际上也降低了为工人赢得增加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的机率。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企业税的降低和市场管制的放松等因素的结合,为资本家解决剩余价值问题上的紧迫压力提供了“方案”。新古典主义理论将这些政策视为灵丹妙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里根的政策使资本家能够做到以下两点:(1)在无需增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提高生产率;(2)支付较低的公司税就确保得到国家提供的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得到的免税优惠就越多。

这些剩余价值又转而用于满足扩大资本积累、研发预算以及美国境外生产设施换代升级的需要。大量妇女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加大了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风行全美的办公自动化,实际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也进一步损害了工人的实际工资。

此外,大规模的移民涌向美国,寻求工作机会和他们的“美国梦”。这又助长了大量雇主非法用工现象,并因此破坏了实际工资增加的可能。

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国资本家在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受到资本家青睐的方案,却给美国工人和政府带来了新的问题。资本家为自己的收益欢欣鼓舞,工人和政府为自己的损失闷闷不乐。所有这一切最终交汇到一起,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

工人对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反应

实际工资的停止增长使工人家庭面临深刻的危机。难道让他们由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而放弃增长的消费吗?由于增长消费的观念和消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异口同声的“不”。对于美国人而言,消费的增长是实现个人梦想和社会成功的标志,是对教育的回报,也是父母要兑现的对孩子的承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现象,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反应是个体的、分散的。

他们应对实际小时工资停滞的一般做法,就是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员,去做更长时间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但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实际工资增长的可能性,同时也造成了家庭劳动力的外流。妇女的劳动成本也在增加,并使妇女劳动的净收益大大缩水,也抑制了消费增长的势头。因此,为了消费增长这一目的而产生的另一个资金方面的问题,又摆到工人面前。

这个问题就是家庭债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75年统计的家庭债务总额为7340亿美元。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28170亿美元。这30年间家庭债务的激增,多半源于抵押贷款。大部分的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储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所承担的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合理的承受预期。

无论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还是外来的移民,似乎都下定决心要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放手一搏,而将风险和代价置之度外。到了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工人已经被长期的超负荷劳动搞得筋疲力尽,被家庭的解体搞得烦躁不安,被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广大的工人得到的越来越少,而少数的资本家得到的越来越多;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们所失去的。

资本家的反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工人一再被压榨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处于持续扩张状态。美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有利于最高收入者的,这一点可以从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中得到反映。资本家们开始将财富存放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中,并通过这些机构以惊人的涨幅分配净收益。

激增的财富日益集中在相当少的人手中,促进了管理型企业的飞速发展,用以专业化管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对财富的管理也悄悄地变成一种投机行为,正如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悄悄地临近一样。因此,金融企业对于争取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都期望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更多份额的剩余价值。

这样竞争的结果就是,金融企业“发现”并经常开辟更多的业务项目(如“特殊投资工具”、“担保信托债券”、“信贷违约转换”等),以期获得更多的回报。

他们并不满足于此,甚至走得更远――超越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存款,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超越法律限制,绕过财政条例并扩大无管制的金融活动;超越谨慎原则,使投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高风险。只要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涌进金融部门,该部门就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经济部门获得较迅速的增长。

金融业因为负责这些洪水般的资金流动的管理和运行而抽取了巨额的手续费和佣金,并快速膨胀。大批高校毕业生为了快速致富而舍弃其他职业,纷纷投身于华尔街或其他地方的金融业。

矛盾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关注矛盾问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要将目光聚焦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工人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倍受压榨,另一方面,资本家却以激增的剩余价值不断提升社会地位。使两者发生联系的,就是债务。

美国金融业发明和增生出一些必要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资本家有时也可能将剩余价值的相当一部分借给工人。而工人之所以借钱,主要是因为在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其次是因为其中有无数的再保险可以担保这种借贷是安全的、适度的,并且借贷也是非常美国化的行为。

在过去的30年中,工人对信贷需求的日益扩大无形中也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而银行家则从中渔利匪浅。当然,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他们也在寻求更新的、更有利可图的放款渠道。

去指责借贷的工人是多么的愚蠢或不负责任,去指责银行或者其他出借人是多么的狡诈和贪婪,这是用道德谴责取代社会分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不在于道德谴责,而在于去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何以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矛盾发展,而这一发展为什么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75年内出现第二次全球性崩溃。

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债务关系的答案就在于债务的证券化。因为工人能够提供的抵押品只有他们的住宅,因此,抵押贷款数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捆绑抵押证券份额的上升。全国各地银行、银行代理迅速将抵押打包转售给证券商,然后再经证券商转售给“投资者”。

最初的经纪人确实赚取了一些酬金,并且还能立刻将抵押卖出,因此,他们大受鼓舞,而对借贷家庭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并不关心。由于金融业的激烈竞争,腐败行为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

当负债率或违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捆绑抵押证券的价值就会大大缩水,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当然,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危机就会很快蔓延到为其提供抵押支持的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从那里扩展到所有其他相互关联的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家们为这个制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此前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债务的不断增长。资本家们一直深信,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美好前景,并且“人人受益”。

然而,属于资本家的美好时光终究会流逝,实际工资停滞的残酷现实,让人人发财的魔术穿帮。资本家的受益即是工人的受损,这些观点资本家难以接受也不愿理会。只有当工人群众这一边债务缠身、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之时,处于欢欣鼓舞“那一边”的资本家们才会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