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谈中国知识分子 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丁东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1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从主流思想之外,寻找民间思想的脉落,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主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间思想存在这一判断。

多年来我们还在以不同方式搜寻这方面的材料。后来我们读到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2非常激动,虽然我们对民间思想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评价,在专制时代所有不同声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声音的传达方式和社会反映。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做的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研究,但我们的思路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文革”,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时代,并非从“文革”始,它还有更长的历史,当时我们比较多的注意到了1957年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言论,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书,还有陈寅恪的旧体诗,张中晓的随笔和顾准的书信等。

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当时较多注意了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2001年2月到4月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两个月访问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点,我看到了这里收藏的一套《内部参考》(1949-1964年),这是当年新华社为了解社会动态,逐日编写的一本供高层看的内部资料,由当时的参考消息编辑组编印。

我从这里发现了大量有思想价值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出自那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因为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难逃专制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他们的思想,因为极少进入媒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早已被人遗忘。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们重新介绍出来,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我过去的理解稍有区别。因为我注意到,在1957年,像林希翎、谭天荣或者比他们更为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论,虽然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权,但因为他们的言论基本上进入传媒(虽然是作为批判或者罪证),多数已为人所知。

对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已不会被遗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间知识分子”的概念更为狭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为人所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职业、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他们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或者因为他们当时的思考是以大字报、投稿或给中央领导上书形式出现的,而这些东西既没有发表,也没有传达,它只是作为一种了解当时政治变化的动态,以情报的方式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评价,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独特的。

1957年夏天,由于有所谓“鸣放”的号召,当时中国的舆论相当活跃,人们一时间把多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这时期内,深刻准确也恰中要害的言论随处可见,许多言论,就是今天听来,也没有过时之感,但因为这些言论多少都有一些情绪色彩,虽然尖锐,但并不在我的选择视野之内、我对材料的取舍标准是这样的:

1、经过系统思考的东西,不是只言片语;

2、成文的纲领或者文章;

3、超越个人处境和具体生活遭遇的思考;

4、涉及国家制度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5、相对具有理论色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建议等。

1957年西南农业学院有四个学生,以“真理塔”为笔名,在学校举行的自由论坛上,以《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题,四人分段做了演讲。

这个纲领性的发言很值得注意,受到许多教授、讲师的赞同。这些观点从整体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地方,但它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要求,却说了一些真话,特别是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处境,有很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的负担已经很重。“缴公粮、卖余粮、上夏征税,买公债、卖猪羊……然而他们喂肥了猪但最少吃肉,他们辛辛苦苦种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们忍饥挨饿,节衣缩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难道还能加罪于农民革命不积极吗?”这些学生可能多是农家子弟,他们对农民的处境非常了解。

他们文章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们提出了农民应组织自己的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五七许多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人的普遍要求。

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了矛盾。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不能将他们的要求在这些议论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农民的广大要求。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宣传农民流入城市就影响工农联盟,我们觉得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把不应由农民负责的事强加于农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是不全面的。加之工农联盟在经济生活上发生了较大的差异,使政协、统战、工农联盟有形式无内容,使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我们认为工农联盟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3在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中,对多给农民保留自留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等问题多有涉及。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末中国农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纲领。

1957年最知名的学生“右派”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林希翎,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毁了中国最有才华的大学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发展。

林希翎到了法国以后,思想没有超越当年的体系,也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谭天荣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专门写信给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谭天荣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但谭先生回信说,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扰他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那些人,不是五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而是四九年以前受过完整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生;这个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中具有极强扼杀独立思想的能力,因而对那个时代还能独立思想的人,我们要倍加珍惜,冯元春就是一个。

冯元春当时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学生,她与当时的学生辩论过一个题目:《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冯元春主要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第一是高饶事件。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

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斥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

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

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

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

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

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

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

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5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1957年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

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

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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