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衡诞辰100周年 中医大师吴佩衡诞辰120周年祭(下篇)

——民众健康长城缘何倒塌陈 欣三、政治清明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政治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单纯的社会生活角度说,政治的层面高于科学,即科学的发展,必须服从政治的领导,这一通俗的说法,想来人人都是认可的,但换一个观察点来讨论问题,争论就成必然。

究竟是政治为科学服务,还是科学为政治服务?持官本位思想的人必然认为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理由是,我领导你,你必须服我管。而持单纯科学思想的人亦必然认为,科学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政治必须为科学的发展服务。

而我的观点是:用孔子的话说叫“中庸”,用中医整体观理论来说叫“平衡”,一个开明的政府,必然重视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没有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妄谈社会进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空论,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科技就是生产力”的论点并把这一论点体现在法规中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震惊已作了充分的说明。从这一事实反向推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昌明的政治为前提,大环境处处掣肘,要说科技发展也最终是镜花水月。

所以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是相互的,政治服务于科学,科学方可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政治,在这个平衡点上才能说得上胡锦涛主席主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鼓励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

然而,30年的改革历程,其它学科在政治与科技间互相服务的平衡都处理得很好,唯独中医科学的发展得不到政治的服务,因此只能在等待中慢慢消亡。自然法则是无情的,谁不尊重它,谁就要受到惩罚。

中医药科学原本是疑难病的克星,既然国人宁要西医不要中医,那好吧,就让你们以西医为盾碑去搏斗吧。于是艾滋病、癌症、心脑血管病、乙肝等疑难病纷至沓来,遂成燎原之势!社会医疗成本逐年飚升,医保体制濒临崩溃,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困病返贫的现状日趋严重。

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为什么还不清醒呢?为什么放着既简便又价廉,又卓有成效的中医药科学不去发展,偏偏要用高成本去进口洋药、洋设备,要煞费苦心,花费巨资去搞什么中医药现代化呢?既然不懂中医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伤财害民。

你们不知道中药的成份提取是西医的把戏,它完全忽略了中医药“四气五味”在辨证论治理中的作用是愚味无知还是为金钱诱惑?堂堂中华,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本末倒置,视国宝如蔽履,看洋货为圣物的陋习,何时能革除?吴佩衡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名闻遐迩,誉满杏林的中医泰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医院院长,桃李满天下,却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迫害致死!

后来虽然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是他高超的医术和医学理念,本来应得到推广、普及,使之造福广大苍生,然而,却在中医被排斥打压的大环境中逐渐湮灭。

我自己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偏偏三次被查抄,真应了海南五公祠“安国危身”之谶语。没有政治为之服务的科学体系是永远走不出困境的,30年的改革开放给各种学都给予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扶持,方有今天中国可以在国际上说“不”的地位。

中间治愈怎么就把中医科学遗忘了?四、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医在中医浩瀚的经典里,既没有“绝症”这个词语,也没有“无药可治”这个概念,而“癌症”早就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历代中医大师从未向其低过头。

《内经》、《伤寒论》、《脾胃论》、《吴佩衡医系》等历代大师留下的经典理论都是中医药科学大厦的构件,西方人却视为天书!他们一方面是不理解,一方面是别有用心……。

诬称中医药是“伪科学”可以理解,而作为炎黄子孙,对祖宗的东西不进行认真的学习、探索、研究、提高,就等于犯了大不逆之罪!妄图让中医退出医疗体系,则恐怕就涉及道德卑劣之谦疑了。特别是西医逐步在各种疑难病症的抗争失败后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医,承认中医的科学性。

再不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立法、清障,后人恐怕要诅咒我们。可以断言,将来医药发展的方向必然是整体观指导还原论,状态医学指导形态医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并在理论上各自为体,临床上以中医为主,西医补充的形式出现。

中医现阶段虽然形式上几近于消亡,然由于数千年的深厚根基,要拯救、振兴、发展绝非难事,关键在于决策高层是否愿意让政治、法制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提供扶持、保驾、护航的作用。

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让我们来检讨分析一下中医几近消亡的现状前后真相。我以为包括民间的,在公立医院供职的,硕果仅存的高端中医药,从整个情况来看大致可以用“金字塔”的结构形态来剖析:站在金字塔顶部的是全国仅存不多的数百位传统专家,他们是中医科学的真正传承人,由于国家的忽视,他们的人数本就越来越少,传承弟子也非常有限,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大多数有根据平生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专著留给后人,这也为拯救、振兴中医提供了经验指导和理论支撑。

站在金字塔中间的是文革后毕业的中医院校的学生,他们都在国家中医院所供职。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即是西医化的中医教育,除少数对中医药科学有所建树外,大多数都是被称为“半个中医中专水平、半个西医中专水平”的混合物,政府花财力为中医培养的掘墓人,指的即是这个层次的医生。

病人不到中医院看病,中医院发不下工资,或者转业以西医为主,或者干脆关门倒闭,即这是这些复合型人才的杰作,当然这不怪他们,他们也是不符合中医药特点及发展规律的教育方法、管理法规的受害者。

从原则上说,中医药的消亡虽然是在这个层面的人手中造成,但承担责任的不应该是他们。这个层面据统计约250000人左右。

站在金字塔底部的则是民间百余万有证或无证的民间中草药医生,这个阶层说是“藏龙卧虎”一点也不过份,因客观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一方面祖传的当然要行之有效方可继承下来;另一方,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与各类植物接触的机会多,发生偶然性需求和偶然性发现的可能也多,这就丰富了民间多类型、多层次、多角度的药用植物知识,逐步累积深化,最终成为验方、秘方。

传统中医药学即是在这个基础上,经精英人物的探索比较、归纳后,逐步发展完善的。

王雪苔教授“保护民间中医药就是保扩中医药的源头”的论点,即是在此前提下提出的。第三方面既是民间,中医的弱点,也是优势,说弱点是他们大都与传统经典理论无缘,仅凭祖传、师传或自己经验总结的方去治病,并在实践中逐步提高。

说优点则是他们与科班教育无缘,中医西化对他们没有构成影响,他们保留着既单纯有效,又没有被所谓科学干扰的原始朴质的品性。他们之中文化素质较佳者的所学,与塔身层面的公职中医相比较,少了西化的劣质,多了些对真正传统的了解。

新加坡交响乐团供职的庄先生(原昆明军区文工团团长之子)在一次饭桌上对我说:“陈医生,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你是科班出身,你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我欣然答道:“说得好,如果我受过科班教育,经过西化的洗脑,我不可能保持原始朴后的本性,不可能把几十年的精力花费在对《内经》、《难经》等专著的探索上,更不可能以天人合一、阴阳变化为前提,去探索与变化规律相关联的新物种在药物中的作用,并为振兴中医悟出一个新思路:与其挑水抗旱,不如绿化环境。

中医药科学发展的战略是长远的、全面的、普遍性的,只要春风化雨,不愁万物不复苏,大自然的规律如此,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又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呢?师带徒传统形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逐步消亡的中医大师平生积累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得以传承,为拯救中医多保留些根基。

如果决策推行师带徒的宗旨主要在这里,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挽救中医药科学危亡的抢险队,舍此别无他途。

反之,如果认为师带徒的形式发展中医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将此称为改良主义,一点也不过份。众所周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邓铁涛教授提出办传统班,以师带徒的形式,为后人挽救中医留根之举,是在多次建议中央不要撤消中医药管理局的意见被采纳后,面对国家中医政策受原卫生部副部长王斌等人“中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取缔不利,改造有效”观点的影响出现严重危机的前提下提出的权宜之计。

在当时的形式下,他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他已经尽力了。可当中央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药的决策时,高层官员们却不把邓老退而求其次的策略当作国策来执行,是犯了“挑水抗旱”的战略错误。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

将师承式教育方案用来改良中医,救得了中医么?历史发展不会以暂时的成败论是非,有时“绝妙”的安排,最终被证明是愚不可及的。科学的春天是百花齐放的春天,而春天的标准条件是立春、是雨水、是春风化雨,只有具备这个必然的大环境,百花才会开放,百家才能争鸣。

区区几百位中医老师带徒弟的作用,仅能起救灾、抢险的作用,没有民间医学的补充,改良的结果也只能是让中医成文物古迹留给古人观赏。我倒认为,发展中医远没有高层想象的复杂、艰难,只要按中医药科学发展规律办事,在已被西化摧毁的废墟上,重建符合中医药科学发展规律的法规,使用货真价实的传统中医专家,履行管理职能,为中医药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人文氛围,提供相应的条件。

比如:1、为民间医生解禁,给确有医药专长,医德、医风良好的民间医生发放许可证;2、增设中医学院,删去生理解剖、生化、影像学之外的其它西医科目,增设古汉语课程,根据学生素质及兴趣的特点,把《内经》、《脾胃论》、《伤寒论》等经典理论列为重点考核的课程;3、给民间医药科技调研机构以实际的责权,发掘民间的医药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视其科技成果的高低,适当的给予扶持,使之尽可能地扩大服务范围;4、加大执行贯彻2007年7月31日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的通知的力度,使民间的高科技含量的成果产业化,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中医师和民间医师自行研制使用膏、丹、丸、散药剂;5、以法律的形式允许被社会广泛承认,已被现代科学检测证实安全性的医药单位,以联合经营的形式向全国推广。

设能如此,中医的复兴只要十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及医保濒临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只要十年,十年后中医学院,中医诊所将承载中华“中庸”、“平衡”、“和谐”的人文精神,逐步走向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严肃的反省之后找到管理失败的焦点,按中医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在已被摧毁的废墟上重建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大厦,那么,身为传统医学泰斗级专家吴佩衡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合上眼睛。

陈欣:宣威人,男,57岁,自1971年开始从事癌症病因及防治理论研究,经历以身试药,26次生死悬于一线送医院抢救的危险。2000年创立免疫功能紊乱防治理论,并形成相应的临床治疗方法;2004年7月受聘于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2008年4月编撰出版《挑战死神——云南草药治疗癌症》专辑。

其中多篇论文被选入国家医药文库;2008年9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民间医学会委员;2008年11月由其主持的“淋巴细胞转试验”证明草药治癌效果的论文,《云南草药治疗癌症的效果及反应规律》一文,获中华医学会优秀论文证书。

迄今为止,除治疗百余例癌症病人外,还为80%以上癌症患者,不同程度地延长了生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