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明香港 徐江明:文化上势利浅薄岂能打造强大国力
日本输就输在没有耐心做好虔诚的新哲学构建。一个长期把脑袋坐在屁股上的国家将要遭遇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亚洲也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当美国抓住中国对亚洲实施各个击破之时,印度和日本如果旁若无事或者幸灾乐祸,甚至成为美国借以砸向中国的石子,那实在是亚洲的愚昧和不幸。
南宋灭亡,陆秀夫抱着少帝投海,日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举国茹素”。明朝灭亡时,韩国举国哀痛。中国在历史上虽然迭遭浩劫和磨难,但是其一度作为大国领袖形成的那种“近者悦,远者来”的风范和魅力影响举世无双,值得当今世界大国认真回顾、研究与借鉴。
日本的亚洲领袖梦想破产的教训
日本是在接受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抚育下长大的,这个民族从哲学的高度上来讲从来没有真正产生过自己的元文化。在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熏陶孕育下的日本,虽然也产生了自己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精神,却没有真正做出元哲学的构建和贡献。
日本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精神,一个是保护皇统永续传承的文化,一个是由于藩国搏杀危机和岛国危机意识激发出来的危机文化。这些虽然对于凝聚日本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具有实用价值,但与其期盼成为亚洲领袖和世界强国的梦想所需的文化力和哲学高度相去甚远。
日本是一个善学的民族。从唐到宋,是日本虔诚地向中国全面学习的时期。宋之后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依赖转为半断奶状态,到了明朝,日本文化依然受到陆王心学的强劲抚育,据有关学者揭示,心学的刚阳之气对日本明治维新励精图治产生了很大的精神推动作用(据说蒋介石先生对王阳明哲学的崇拜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形成的);但从元朝起日本对中国这个文化母体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敬仰和虔诚,到明朝时,倭寇已敢在中国东南沿海滋扰生事了。
正当日本像一只刚刚发育的小公鸡一样好斗的时候,遇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新乳娘。带着哲学方案、政治方案和资本力量三重智慧构建的西方文化,以无坚不摧的气势将亚洲文化领袖印度和中国的权威逐一击破,这使日本的文化依附顿时失去了方向。在亚洲全面沦陷之际,日本虽然也被西方大洪水呛得几近窒息,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其励精图治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在亚洲率先得到了唤醒和激发。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的势利哲学占了上风,这使其在亚洲成为对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制度文化学习得最快最彻底的国家。甲午海战,日本在与中国的对决中胜出,成为亚洲的新兴帝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战胜文化母体大国,不仅使日本的自信心大增,也致使其狂妄与日俱长,直到二战前夕甚至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彼时的日本虽然硬实力提升异常迅猛,却远远没有来得及形成和构建起充当亚洲领袖所需要的文化软实力,更没有来得及形成对西方哲学批判的能力和文化高度。尽管吃了“东奶”又吸“西奶”,日本这个民族的可怜就在于他在文化上始终就是挤不出自己的哲学之奶。
从历史的观念审视,日本单独充当亚洲领袖的行动显然是自私、仓促而急迫的,无论在哲学的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他都没有做好准备,仅仅是一帮经济人、军人和政客简单而迫不及待的冲动。在钢铁大炮的迷信中,他们的哲学只成为了大炮的化妆品,“大东亚共荣圈”不是来自哲学的孕育和构建,而仅仅是军人政治的一件欺世盗名的外衣,其真意乃是“大东亚共同为日本的荣耀而牺牲”。
它不是凭借哲学的仁心仁术体悟出来的,它是一个披着“道”的外衣的自作聪明的“骗术”,是实用主义走到极端生出的一个凶恶怪物。
在硬实力之上几乎没有新哲学的构建,而救国图存的紧迫性又迫使日本把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中对“道”的思考大为省略。这使日本在崛起时期的理性不断减少,历史大时空的观瞻能力大为减弱,完全没有共赢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资本的刚性逻辑和军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上。
这使日本在战争发动之初即已在道义上输得干干净净,他打的是一场没有追随者和响应者的战争,结果造成自己在二战中,既是西方利益的敌人又是残害亚洲兄弟的仇寇,堕入了腹背受敌的命运。倘若日本当初能够选择真诚地团结中国和印度一起来改变亚洲的命运,而不是以一国之利为目的,亚洲今天会对世界有更大的善力。
领袖应当以自己的价值构建唤起其它国家产生共识和信仰的追随,而日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一点象样的功夫。日本的亚洲领袖之梦,第一低估了印度和中国在亚洲之根上的构建之功;第二只看到西方所带来的显性文化,即资本文化和政治文化,完全没有看到那个在2000多年前即已形成的希腊哲学旋风,在经过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的孕育更新后的哲学力量。
日本输就输在没有耐心做好虔诚的新哲学构建。一个长期把脑袋坐在屁股上的国家,他将要遭遇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日本的这个教训值得全世界铭记。
文化力是决定大国命运的决定因素
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大国领袖的命运都无一例外是由文化的乾坤来决定的。
“野蛮”在表像上有时也能成为征服者,但野蛮最终一定会成为先进文化的臣仆,他暂时的一切胜利和他带来的一切都将必然成为奉献给先进文化的嫁妆。
从五胡乱华到金、元、清,汉族虽然屡遭游牧民族的杀戮和征伐,但是其文化的高度使这些战胜者望洋兴叹,先进文化民族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星球,不管野蛮的流星作为飞来的横祸撞击得多么凶狠,他最终将成为这个文化星球的一部分,从而融入这个文明的血脉中。
在西方,从地中海的希腊到欧洲大陆的罗马,战胜者罗马俘虏的是希腊的人,但复制的却是希腊的文化之魂,北欧丛林野人虽然战胜了古罗马并取而代之号称“神圣罗马”,但是他的文化基因和衣钵仍然来自古希腊罗马。到最后他们统治的中世纪搞不下去了,也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复兴中获得了拯救和解放。
商人阶级从古希腊文明阶段即已种下了自己的权力基因,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才真正成功地以主人的姿态驱逐了政治权力的霸道,使政治权力进入了社会服务生的角色。资产阶级的崛起对于驯服政治强权居功甚伟,他们带着哲学的预案出场,打碎了一个旧世界也开创了一个以自由为标榜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历史的英雄。
但是资产阶级蛊惑的是一个以财富为标榜的没有止境的贪欲世界,他们以大爆炸般的速度扩张着人类的欲望。世界的起始是以人为臣虏的时代,现在却进入了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刍狗的时代,人性之恶由起先只在人类自己的范围内折腾,到现在对全球生命和宇宙生命体系进行着全面的践踏和摧毁性威胁。
美国是文艺复兴以来实证哲学的极致成果,也是功利主义的极端滥觞。西方文化新英雄500年来已经搞得地球震颤发抖。“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天问第一次摆在了全体人类面前。美国依然陶醉在自己的功勋和荣耀之中,继续在贪欲的逻辑轴在线狂奔不止,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可怕的英雄即魔鬼的时代。
世界危机当前,人类呼唤新英雄、新哲学登场。
未来谁要想胜出做新的世界领袖,就必须带着能够破解世界危机的哲学预案出场。
中国崛起应持的哲学新思维
东方文化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来得及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成果进行充分的吸收,更糟糕的是东方文化自身的糟粕尚未剔除扬弃,仓促中又从西方文化里吸收了不少需要批判的毒素。西方哲学主宰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一波段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东方哲学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出击的能力和承担的高度,这是世界命运真正的困境和危险所在。
在纷繁复杂的亚洲问题和世界问题面前,中国是傻乎乎地去咬砸过来的石头,还是直面那个扔石头的人?是愤怒地向大棒出击,还是从长计议遏制那只抡大棒的黑手?这是中国面对世界新局面必须理清楚的文化战略问题。
美国对中国的博弈其本质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加剧,美国是西方文化力量的代言人,他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对手,亦是印度、中国、日本和亚洲的共同对手,只有认识到亚洲共同的文化使命才是亚洲文化的真正觉醒,先觉的亚洲强国必须认识到中、印、日团结并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只有团结才有东方文化的整体合力和优势的形成,才有东方文化高度真正挺立的时代到来。
在中美博弈中,指望美国公正地对待中国是很困难的,“在精神上藐视弱者”是一切强者共同的视力缺陷,他们根本无法预测到未来东方哲学的高度,更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哲学已经深陷困境。而东方文化在几百年里总是处在被西方文化追打中,已经消除了傲慢、懂得了谦逊、经受了历练,正在成长并恢复万丈雄心和气概。
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亚洲也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当美国抓住中国对亚洲实施各个击破之时,印度和日本如果旁若无事或者幸灾乐祸,甚至成为美国借以砸向中国的石子,那实在是亚洲的愚昧和不幸。
被迫过早地成为美国靶子的中国在战略上一定要从容,要以亚洲整体利益和世界前程为着力前提,而不要以一国对一国的简单方式实施传统的对抗,要善于团结印度、日本和亚洲其它各国共同面对挑战。对于对手,要改变妖魔化否定的老手法,不能只从军事上政治上简单地瞄准他,而要从哲学的高度去审视他。
要敢于承认西方文化的优势和功勋,也要敬重他们的贡献和荣耀,必须承认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文化对促进东方文化发展更新的巨大帮助,也要体谅西方哲学在生产了现代化之后的疲劳和困顿。只有把他们先进的因素吸收消化,我们的文化才有资格获得站到巨人肩膀上去的高度。
从哲学的高度来构建自己作为未来大国的文化气度是艰难而伟大的,东方文化一定要能够在世界文明的火把中添加新的哲学能量,从而使世界文明获得整体的提升,才有东方的真正贡献,才有东方文化作为世界领袖地位的价值构建。
请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国民,中国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印度和日本共同为世界拿出一个哲学胜出的方案,中国应当在为世界贡献新文化方案的过程中扬威立万,唯此一念才能利中国、利亚洲、利世界。东方在面对与西方冲突的过程中,要有从“道”的高度上为世界贡献新思维和新方案的心气,为世界困境开辟出哲学的新出路,这一任务已经非常迫切地摆在各国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