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翻译家翻译家许钧:62岁我的翻译之路才刚开始…

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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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标题:翻译家许钧:62岁,我的翻译之路才刚开始-今年是我自1975年大学毕业开始从教的第41个年头,在这41年间,两位译界前辈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和教育.其中一位是许渊冲先生.在学术上,几十年来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他比我大33岁,前不久我们俩通了一次电话.他告诉我,现在尽管95岁高龄,每天仍然在7点起床,每天工作8个小时,仍在攀登翻译的高峰.在他看来,在20世纪,中国翻译界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傅雷,一座是朱生豪.他说自己还有一桩心愿没有完成,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朱生豪翻译过的以及没有翻译完的莎士比亚

原标题:翻译家许钧:62岁,我的翻译之路才刚开始…

今年是我自1975年大学毕业开始从教的第41个年头,在这41年间,两位译界前辈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和教育。

其中一位是许渊冲先生。在学术上,几十年来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他比我大33岁,前不久我们俩通了一次电话。他告诉我,现在尽管95岁高龄,每天仍然在7点起床,每天工作8个小时,仍在攀登翻译的高峰。

在他看来,在20世纪,中国翻译界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傅雷,一座是朱生豪。他说自己还有一桩心愿没有完成,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朱生豪翻译过的以及没有翻译完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部重译。

另一位我尊重的译者是柳鸣九先生,他被称为是80年代“中国思想的破冰者”,他今年82岁,前不久和某出版社签订了100万字的翻译项目,出于对自身翻译质量的高要求,半年时间内他完成了5万字的翻译量,按照这个速度,柳老需要在90多岁才能完成整部作品的翻译工作。柳老就叮嘱我:我们俩人能不能约定,如果我完不成,你能否接替我完成我的未尽工作?我全然应允了。

两位都是我很尊敬的译者,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对翻译事业不断奉献和追求的精神,给了我一份提示:从事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条,是一辈子能不断地在学术道路上完善自己,在两位前辈的带动之下,给了我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自己今年62岁,我觉得自己的翻译道路才刚刚开始。

如果法语教师仅仅将自己定位为是教法语的,就相当于在法国幼儿园的水平

经过这41年的从教生涯,我发现,对于学校老师来说,做学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及早地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正式的精准定位,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走访一些美法日韩等国的学者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他们做的研究领域定位往往非常细致,比如,我与法国学者交流时,得到的答案通常是——我是做福楼拜的;与韩国学者交流时,得到的答案会类似于——我是研究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与日本学者交流,日本学界是讲思潮的——我是搞自然主义文学的。

但在中国,我问一个法语教育同行,他们从事的领域,十有八九得到的答案会是——我是教法语的。这个定位就很有问题。我们国内的法语教育都是零起点的,如果教师将自己定位为仅仅是教法语的,那这就是相当于在法国国内幼儿园的水平。显然,这是当下国内很多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自己学术研究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早地定位,而且定位的方向越明确越好。

南京大学一位有名的科学家,曾经和我说过一句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说:“一个好的定位,特别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如果选好了,就像选到了一座富矿,不用特别努力这一辈子都有饭吃。如果定位不好,就像是找到了一座贫矿,这辈子再努力地刨也刨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我自己在科学研究上有什么成就,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取舍,有一个好的定位。对于我来说,我把它叫做翻译。

找好定位,每个教师有三件事非做不可

作为一个老师,定位好了,有三件事是非做不可的:“教学”——上好一门课,“科研”——做好一点研究,“服务”——能为社会和集体做好一点服务。我在教师生涯中,就是要做好这三件事。如果每一个老师能做好这三件事,就是我们高校学生最大的福气。

在这个时代,想做一个全才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做好自己的一点事情。对外语来说,现在可以看来,研究领域已经逐步涵盖了文学翻译、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研究、国情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等等,那么,在这么大块里头,每个老师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怎么能找到一个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涉及到一个定位选择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学术成绩来自于一次打击

接下来我要讲讲如何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持。

一个人在世界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个“想”非常重要。这个意识在哪里?意识有的时候就产生于你的困境之中。有的人遇到困境,马上就觉得世界怎么对我这么不公,然后马上就放弃了,找别的道路。我从CCTV7农业频道很多创业人的故事中发现,他们成功的背后,都经历了几乎“精神崩溃”的过程。人往往在失败的时候,如果有思考、如果有坚持,就能产生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奋进的意识。

我1975年从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大学毕业的时候,尽管学了3年法语,但是在毕业之前没有听到一个外国人和我说话。1976年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出国留学,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国培训时,第一次遇到法国人,马上非常冒昧地上去问,“您叫什么名字?”结果对方也问了我一句:“你叫什么名字?”结果,因着语序的不同,我竟然没有听懂,这给了我非常大的打击。

这种非常鲜活的口语表达方式,我居然没有听懂,到了法国之后,由于自己受了这种挫折,有了思考,我就特意去学这些东西,这就造就了我学术道路上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对于“法语新语法现象”的研究。在留学期间,我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报刊、小说这些最鲜活的材料中去留意发现语法现象,2年下来,我记了100多页密密麻麻的笔记。

1979年回国后,我在核心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法语近年常见的一些新语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