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和他的妻子 顾维钧和他的四位夫人

20世纪初,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骧云)。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张家是名中医世家。张润娥是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便萌联姻之意。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权高望重。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12岁的顾维钧与10岁的张润娥定了亲。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其间家人频频来信催促他回国完婚,顾维钧虽然百般不愿,但在压力下,只好作出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谁知顾维钧一回到家中,其父母便双管齐下,软硬兼施,他的父亲甚至以拒食威胁。顾维钧心软了,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失踪,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的母亲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此举引起大哗。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请之。顾婉辞,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淳朴。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协议离婚。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一般只听不说。顾维钧告之:如果双方同意,婚约便可解除。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婚姻如一张兑奖券,究竟能收获多少是无法预卜的

有缘无福 唐宝玥

顾维钧与第二位夫人唐宝玥的连理,其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40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被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顾维钧由唐推荐,被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玥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

顾维钧自1914年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自然结伴,唐绍仪顺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到了上海,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共结连理。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同往。两人夫唱妇随,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请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怜爱丈夫,自动要奔赴路遥的费城。倒霉的是,她归途中染上流感,本已身心俱疲,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应酬,就此一病不起,两天后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幼女。顾维钧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的悲哀。

婚姻是一部书,第一章是诗篇,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

有钱无缘 黄蕙兰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32岁),膝下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一眼瞥见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19。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请求襄助玉成。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音乐、舞蹈、书法面面俱到;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顾维钧对她发动了猛攻,不断地请她听音乐会、看歌剧,散步、喝咖啡。

当黄蕙兰斜倚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包厢里欣赏音乐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由于她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多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顾维钧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国首都。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

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全用她自己的钱。”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不仅把自己打扮得高贵典雅,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她还斥巨资把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

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还热心投入华人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军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8小时,坚持了4个月。

但顾是位敬业的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些。黄蕙兰说:“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

有情有义 严幼韵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72岁的他与小他20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启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她有一绰号叫“爱的花”,源于汽车牌号。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four,中文音译为“爱的花”。

严幼韵的前夫杨冠笙,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早在20世纪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属意。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的女主人。婚后她把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打九输。

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往往“牌完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倒在床上,便入梦境了”。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晚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3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他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