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 顾维钧回忆录全集 pdf
30年前的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安然辞世。他是民国杰出的外交官,经历了民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身为弱国的外交人员,他在挫折中尽力挽回国家尊严;身为一名远离政治风暴的技术官员,他兼容并蓄,被不同政权青眼有加;身为一名美式思维的中国人,他不泯然苟且,招致身边人冷眼相视
巴黎和会上的局面,与一战爆发后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为密不可分。当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获得了攻城略地的良机。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并攻占了德国在中国的堡垒青岛,此后还进一步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襁褓中的中华民国突遭无妄之灾,袁世凯急忙召见学成回国的顾维钧以及多名要员,顾维钧向袁世凯表示,中国已经宣布为中立国,日本明显侵犯了中立国领土,有违国际法,对这种行为应坚决抵制。然而铿锵的背后是绵弱的军事力量,段祺瑞表示,由于弹药武器不足,中国军队只能坚持48小时。其他在场的大部分要员皆秉持沉默的态度。在弱国外交的底色下,顾维钧即将面对他一生中的强敌日本。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双方在秘密外交的状态下达成条约。袁世凯要求陆征祥组成谈判团,顾维钧也在其中。此时欧洲列强自顾不暇,袁世凯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在援助到来前,需极力拖延谈判。日本方面要求一星期开会五次,陆征祥则以公务缠身为由,提出一星期开会一次,最终双方妥协为一星期开会三次,时间为每天下午4点到6点。陆征祥每次开场后便安排献茶,以拖延时间。
顾维钧向袁世凯和陆征祥建议,保守秘密的允诺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中国没有义务遵守,要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意见被采纳后,顾维钧受命向欧美泄露“二十一条”。
面对被动局势,日本方面按下“快进键”,给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5月7日前必须给出答复。顾维钧再次献策,建议政府发表声明,说明中国被迫签约的事实。当天顾维钧已经发烧38.5度,他抱病口述声明,从晚上9点半忙到第二天凌晨3点。最终,中国让日本的计划未能全部得逞。
中日在外交上的角斗远远没有终结,一战期间,协约国多次诱使中国参战,并允诺中国在战后获得大国地位,中国在协约国胜券微操之际参战。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有利于弱小国家的14点原则,中国也踌躇满志地迎接一战后重新划分世界秩序的巴黎和会,希望分得丰硕的果实,脱下积贫积弱的紧身衣。
然而由于日本参加一战较早,做出了对英、法有利的军事措施,早在一战结束前,英、法等国就已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既得利益,而中美两国对此一无所知。
1918年的巴黎冷清萧索,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代表团提前到此准备和会,谁料遭遇当头一棒。巴黎和会在组织方面规定,参战国按三类标准确定出席席位,第一类是英、法、美、意、日5个主要协约国,各自分得5个席位;第二类为在战争中提供过某些帮助的国家,分得3个席位;第三类为协约国普通成员,每个国家两个席位。由于中国宣战较晚,国力单薄,被归为第三类国家。
代表团总长陆征祥认为中国应该分得5个名额,并提出巴西此前已从两个席位增长至3个席位。组织方法国外交部显然把中国当成来得最晚却要拿走大蛋糕的客人。他们认为,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取决于该国为协约国做出的贡献。巴西海军曾经巡逻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的军火运输,而中国并未做出太多实质性贡献。
外忧未雪,内乱又燃,中国代表团内部关系紧张。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陆征祥希望南北双方一致对外出席和会,因此劝说王正廷作为南方政府代表来到巴黎。在团内代表名次上,陆征祥指令王正廷为第二代表,顾维钧为第三代表,施肇基为第四代表,魏宸组为第五代表。
顾维钧在5人中年纪最轻,故主动要求名列最末。然而对于代表排名,北京政府别有“算盘”,陆征祥身体不佳,一旦生病,属于南方的王正廷就将成为最高排位代表,北京政府无法容忍此局面出现,便命令顾维钧为第二代表。这一安排把顾维钧架在了火炉之上,他不得不解释,自己从未主动谋求名次。最终名次确定:施肇基为第二代表,顾维钧为第三代表,而王正廷降为第四代表。
1919年1月27日中午,代表团在共进午餐时突然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顾维钧了解施王两人的心理,提议由两人前往出席,施肇基和王正廷均推脱不愿发言,并希望他前去发言。当天会议由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主持,为解决中日山东问题召开。顾维钧脱稿用半个小时做了发言,阐述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决心。发言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顾维钧表示祝贺。局面似乎还在中国代表团的意料之中。
外部压力并不能完全平息内部的纷争。2月初,代表团召开会议,顾维钧提前几分钟到场,却发现长桌中留给陆征祥总长的位置旁又挤出一把椅子,他得知是王正廷的私人秘书特意安排,因陆征祥代表北京政府,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地位相等,理应并排就座。
陆征祥进屋后脸色不悦,而王正廷则心安理得地坐在了总长的位置上。会议开始后,王正廷多次用肘部侵入陆征祥“领地”,陆征祥只得坐到顾维钧旁边。顾维钧并未装聋作哑,在会后挺身而出,提出座位发生变化,表达了对王正廷的不满。
风波发生第二天,陆征祥索性称病离开巴黎,前往瑞士修养。在此期间,陆征祥向北京政府请求在代表团内拥有更高的权力。内部纷争的准星很快又瞄准了顾维钧,《字林西报》于5月发表文章,称顾维钧为了和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经决定和疑似亲日派的曹汝霖的女儿成婚,文章还对顾维钧进行了揶揄讽刺。顾维钧查清此事信源在广州后,公开质问王正廷,王正廷尴尬地承认是自己“风闻言事”,将信息透露给舆论界。
4月22日,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蒙梭等西方政要会见中国代表团。威尔逊表示,由于法、英、意和日本之间早有协议,所以在和会上将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诉求。威尔逊称自己只能提出折衷办法,即日本将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但将租借地归还给中国,一盆冷水浇来,凉了中国人的诉求。
临近《凡尔赛条约》签约前夕,留在巴黎的中国政客、学生代表每天都前往代表团驻地,要求代表团保证不予签字。此时亦有谣传称北京政府已经同意签字。在陆征祥住院期间,一些激动的国人甚至在医院外将代表团秘书长包围起来,扬言痛打,还有人威胁杀死代表团成员。
6月28日,条约签订当天,中国代表团已经处在四面悬崖的外交“孤岛”上。陆征祥请示北京政府,希望总统和总理下达不予签字的命令,但当局电称是否签字由陆征祥全权决定。代表团最终决定拒绝签字。顾维钧清楚地记得,从医院请示陆征祥得到不签字命令后,他独自驾车返回驻地,很短的路途竟然耗时20分钟。对他而言,那是痛苦的一天的开始,当天的签署现场,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空空荡荡。
此后,从华盛顿和会到1930年代初接待国联东北调查团,从1930年代后期为抗战在西方各国奔走,到抗战胜利,顾维钧一直在外交舞台与日本人角力。
当国人被巴黎和会寒彻心扉之际,北方的俄国却意外飘来了一股暖流。1919年至1920年,苏俄方面两次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暖风熏得国人醉”,苏俄的身影在国人心中高大起来。
1920年,苏俄代表越飞与顾维钧展开会谈,越飞希望两国建交,缔结新条约,并建议顾维钧改变外交思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顾维钧认为对于不平等条约不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中国将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谈判,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越飞对此言论大失所望,随即前往南方。
1923年,苏俄大使加拉罕来到中国会见顾维钧,绝口不提1919年发布的友好宣言,表示因边界条约不在旧约之中,远东领土不能归还。加拉罕还指责中国政府未对苏俄1919年的宣言积极回应,而实际上,苏俄在那一年陷入内战之中,尚未站稳脚跟,宣言没有任何契约性质。此外,当时东北的中东路被白俄控制,远东地区则被日本侵入,直至1925年日本才完全从库页岛撤军。苏俄美好的宣言不过是战略性空头支票。
加拉罕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继承沙俄在外蒙和中东路的利益。顾维钧发现,协议虽然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但不涉及苏俄同外蒙签署的条约,而那些年苏俄在外蒙小动作不断。他要求苏联先履行宣言才能建交,苏俄不肯无条件放弃旧约内容,坚持必须谈判新约以取代旧约。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期间,有一天顾维钧参加午宴返家,发现书房中放置着一个圆柱体,上面贴着“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字样的纸条,另有字样标注该物为秦朝白金古印。顾维钧发觉该物附有玻璃管,认定其非吉物,便告诫管家小心搬运,将其轻轻扔进湖中。管家将物体带出后不久,爆炸声传来,管家和一名仆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
目击的女佣人称,管家将物体拿到人工湖附近后,便招呼大家过来围观,并称此物价值不菲,决定用刀子撬开,查明里面是否有秦朝的金印,随后发生爆炸。秘书告诉顾维钧,前一天晚上,两名年轻人将炸弹做成包裹送到府上,并称这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警方查明,如果炸弹继续放在桌子上,20分钟后就将爆炸。
两名北大学生被抓,他们承认在他人唆使下订购、制作这颗炸弹,但拒绝交代幕后黑手。顾维钧怀疑此事和中俄谈判有关,但本着不愿意扩大影响的目的,劝说警官释放了两名学生。1924年5月,中俄终于奠定外交关系,双方达成妥协,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原则上苏俄放弃特权,建交后再开始正式谈判。
中俄建交前后,苏俄已经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孙中山全面改组国民党,打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改组后的国民党主张采取“革命外交”,即无条件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诉诸宣传和舆论,倾向运用群众的直接暴力影响外交。
顾维钧与国民党之间的外交路线发生了分歧,他主张修约,即依赖西方国际关系准则,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调整条约关系。他清晰记得在美求学期间,一名外交学教授告诉他,外交事务不能接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念,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外交上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能获得六成以上的利益就是大胜。顾维钧认为“革命外交”总以百分百的成功为目标,那只能把谈判搞砸。
但他的修约主张被淹没在反帝爱国的浪潮中,国人反感强权,对和平外交失去信心。在那个民族情绪高涨的年代,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加速外交活动,证明自己的价值。1926年,在顾维钧的主导下,《中比条约》签署,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比利时)公开、正式的反对下,单方面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
这本是一场外交胜利,然而南方认为顾维钧在这次交涉中态度暧昧,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雇仆。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外交”行动在国民党北伐时期展开。
吊诡的是,1928年国民党从在野变为执政后,“革命外交”理念逐渐褪色,并走上了一条温和“革命外交”道路,其实质与顾维钧的修约理念并无太大出入。1930年,顾维钧被聘用为外交人员,国民政府的外交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此前的修约路径。
顾维钧年少初出茅庐,就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多次重大外交事件,他运用娴熟的外交知识和技巧,为属于弱国的中国争取或挽回了利益,但弱国身份始终是他头上的紧箍咒。1946年7月,他成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求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
与此同时,由于对蒋介石政府不满,美国宣布中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8月,美国拒绝为国民党急需的子弹发放出口执照,甚至中止原本已拨付国民政府的剩余物资供给。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欧洲中心主义演说,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共4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并派遣军事人员,以抵御苏联南下。该项主张令顾维钧拍案叫好。此前他一直认为美国的政策缺乏通盘考虑,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支持土耳其和希腊表明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顾维钧认为这种援助同样适用于中国。
希望抛了出去,耳边却只传来一声闷响。两个月后,美国撤销了对国民政府的禁运令,但禁运并未随之消除。6月,马歇尔发表了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国民政府被抛之脑后。援助需要国会同意,美国已经开启了援助希腊、土耳其和西欧的计划,必然要在其他地区收敛财政支出,顾维钧过于乐观的判断落空。
7月,他告诉美国要员魏德迈,国民党局势不利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弹药,尤其是在东北作战的受过美式训练、拥有美式装备的部队,大多数只能用美国子弹,但库存量已经越来越少。1948年6月,美国终于决定给予国民政府援助资金,但从5.7亿缩减为2.75亿,且只能用于经济。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很多经济援助项目根本来不及实施,而1.25亿用来购置军火的特别款项,有超过三成直到1949年4月也未交付。
望眼欲穿、栏杆拍遍却换来无人理会的窘境。1948年底,美国大选又给予顾维钧些许希望,这并不是一次“任他东南西北风”的选举。二战后,美国共和党始终亲近国民政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曾在竞选演说中,把援华和中美友谊列为一项主题,赞成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支持国民党。杜威还强烈批评杜鲁门停止一切对国民政府援助的做法。
大选前夜,顾维钧获悉,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职位是杜威的囊中之物,他还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也跟他的黑人司机说,杜威会以微弱多数胜出。
11月3日为美国大选的结果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杜鲁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转杜威,蝉联美国总统。顾维钧清晰地记得当天股票价格惨跌,在他给外交部发出的电文中称,“这一切似乎都出乎美国公众的意料”,一位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要选举后对顾维钧说,援华问题已经陷入到无能为力的境界。国民党本把希望绑在了杜威身上,然而这盏国民党眼中的暗夜孤灯,也转瞬熄灭,顾维钧的外交使命并未达成。
美援迟迟不到,国民政府已经土崩瓦解。1948年12月,内战胜负的迷雾已经散去,中共公布了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名单,顾维钧名列第22位,甚至排在宋美龄之前。但中共对于顾维钧还是多有敬意,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适当时候访问北京。顾维钧在纽约病逝时,邓颖超也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转达了对他的哀悼。
这不是顾维钧第一次被通缉但又被通缉方表达敬意。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曾经通缉过他,两年后,他又被国民政府聘用为外交人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洋政坛,他也一直充当要职。
顾维钧何以能成为“不倒翁”?这取决于他是一名标准的技术官员,他曾表示自己从不参与各派系的倾轧,不卷入政治斗争,也没有军事和政治组织力量。外交的专业技术性和他本人的超脱,让多数政治派系都对他青睐有加。
1912年始,顾维钧作为留学美国的高材生,从成为袁世凯的秘书开始,一步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的民国政坛的地位,甚至还在1920年代成为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目睹了民初代议制国会的瓦解。正因为他是一位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技术官员,他对于民国的政治走向,有着“不在此山中”的客观见解。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随即离世,此时中央政府囊中羞涩,急需财政支持。顾维钧和美国银行谈判,以烟酒业税收作为担保筹得了一部分贷款。他自认为办妥了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这笔贷款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仅仅是为了帮助新政府渡过难关。
但此举触发了国内不满的声音,遭到了国会内部反对派议员的强烈反对,岳父唐绍仪打来电话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并要求他设法取消这笔贷款。反对派认为,这笔贷款将加强北京政府执政派的收入,会对反对派不利。
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行列,参加一战,顾维钧认为中国应当和美国站在一起,提出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因为协约国已胜券在握。然而他又一次没有料到,参战与否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主战派为段祺瑞一方,国会中的国民党系及南方派别议员则强烈反对。顾维钧后来顿悟,南方反对参战,并非是因为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得北方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援助,以增强实力。顾维钧为了中国整体的利益提出的参战建议,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赌注。他不得不感慨,“几十年来,将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
顾维钧还指出,民初国会中的各个政党组织根本没有效率,有些政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有些人加入党派就是为了反对其他党派,国会议员们把人民赋予他们的宪法特权当成了政治武器,从而导致总统、内阁、国会,甚至国会内部摩擦不断。代议制国会体制本是作为拯救国家的“速效救心丸”被引入民国,然而政治参与扩大后带来的激烈政治竞争,使任何国家政策都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1948年,顾维钧在观察了美国总统大选后,摘录下这样一段话:“美国政治的成功秘诀是普遍接受并执行这样一项原则,即不得使用武力把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强加于其他阶级,各种利益集团都遵守和解、互让和容忍精神。所以每一个特定的集团派别在立法上都可以设法否决议案,但这只能用于挫败其他派别联合,绝不能用于谋取私利损及所有其他派别。”
内战结束后,顾维钧在美国任职至1956年,又前往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担任职务,直到1967年,开始定居美国。他在国内居住最长的岁月,竟是人生中的前16年。
顾维钧于1888年1月出生在上海,由于家庭拮据,出生前母亲曾把茶水当作流产偏方。出生后,父亲的事业走上正轨,家里逐渐宽裕,他也在教会学校受到了新式教育。1904年, 16岁的他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外交学,并在美国接受了连续的学士、硕士、博士教育,论文题目为《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数年的在美求学生涯,使美国的思想基因深深嵌入到他的头脑中。
1912年,顾维钧接受北洋政府邀请回国任职,在北京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环境。那时的北京处于新旧交替之间,参加宴会让他颇为头疼。有时准点赶到,但宴会主人四五十分钟之后才前来,其他客人甚至来得更晚。国内的宴会时间按照时辰来定,而每个时辰包含两个小时,这就导致准确的宴会时间成疑。但如果宴会中有西方客人,宴会一般能够准时开始。
顾维钧所在的外交部充斥旧习,每当总长前来,仆役就从大门口直到各司高声通报“总长到”,每天不知疲倦地叫喊无数次。这种习惯直到陆征祥担任总长才改成电铃通知。
过渡时代的社会特征让他感到新奇,但一些陋习只能让美式思维的他心寒。在1912年回国担任秘书一年后,他被提升为外交部参事。外交部的领导们开会,他也时常被邀请,经常发表与司长们不同的意见,意见被采用后就要负责起草文书。
因此,本来职务清闲的他却一直在忙碌。参事室的同事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一位在官场混迹二十多年的同事告诉他,这样做很危险。这位同事说,他有做官一帆风顺的秘诀,看在顾维钧是好友的份上透露给他。秘诀就是在北京官场,多做事,多犯错误,少做事,少犯错误,不做事,不犯错误。顾维钧听罢大吃一惊,他告诉那位同事,在美国的8年,他所受到的教育教导他,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期间,顾维钧携带物品进入崇文门等待交税,税官要求支付百分之三的税额加上百分之一的特别税,顾维钧追问何为特别税,税官表示这是常规,并称找不到规章。后来税官上级赶到,了解顾维钧的身份后,告诉他可以随意支付税款。顾维钧则表示自己可以多付特别税,但必须告知按照何种标准。
外交部的同事嘱咐顾维钧毋须费神计较,外交部人员携带物品进城从不交税。顾维钧很快感到中国的官员们总想捞些外快,而他记得担任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要像做生意那样主持政府,每一分钱都应当计较。
出任北洋政府总理后,一名开设银行的远亲特地从上海前来,希望获得发行全国通行货币的特权,顾维钧表示总理府并不负责此事,且这种特权由于弊端重重,已经被废除。这位亲戚表示正因为该项特权已经无法取得,所以才来求情。他还义正词严地“教育”顾维钧,“你是归国留学生,你不完全熟悉中国人的生活和办事方式,你又怎能管理好政府。”
国民政府亦有让他感到离奇之事。1942年,他因事回国,并就香港问题与英国谈判。蒋介石召集会议表达了他的看法,几位国民党元老随声附和,顾维钧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蒋介石面色当即“多云转阴”,并宣布散会。顾维钧走出会议室后,孙科等人一个个拍着顾维钧的肩膀说他的看法很好。
他们还告诉他,唯唯诺诺皆因蒋介石不喜欢会上被人反驳。顾维钧察觉到,在中国任何公开集会都不能容忍批评和反对意见,中国人根本就不习惯承认言论自由是基本原则。
尽管他与当时国人的思维差别很大,尽管他一生近一半的岁月住在美国,但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始终不曾忘却自己的祖国是中国。作为身处世界洪流中的弱国,外交是中国国运的“初稿”,顾维钧用半生竭尽所能,奉上了优秀的“稿件”。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辞世于纽约,高寿97岁,一代外交风云人物,就此平静谢幕。
(参考文献:《顾维钧回忆录》(1-13卷);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本文还参考了邓野、岳谦厚等学者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