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巴黎和会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简介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7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而顾维钧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他那响当当的名号——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简介

顾维钧,字少川(外文名:ViKyuin"Wellington"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巴黎和会上的演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0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日本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