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有所依心无所系:忆我的老师陆小曼

1955 年至1956 年间,我正在读初中,我的绘画师父钱方轼先生因去美国与妻儿团聚,父亲于是张罗着替我重找一位教画的老师。我的金石篆刻师父陈巨来先生(篆刻名家,对“元朱文”造诣尤深,多为张大千、溥心畲等名家治印)说:“我介绍你去跟小曼学学吧。”

父亲和我喜出望外。父亲是专治文学的,我也已经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小小年纪的我,对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人的诗作已熟诵不少,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故事早从《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书中知之甚详。如今能有这样的难得机会,我心中对第一次的拜见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陈巨来老师带领我从他的富民路寓所走出,到延安中路拐弯,不几分钟,到了静安公园对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陆家的所在了。

陆小曼女士住在二楼。陈老师一边上楼,一边叫唤:“小曼,学生来了!”我听得房中有答声传出:“请上来!”

那时,上海人家居处都不宽舒。陆小曼被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月工资80 元。所住是原来的旧居,楼下已是别姓人家。她的房间虽不算小,但会客、作画、寝息均在其中。

室内光线不甚明亮,原来窗帘未拉开。时值四五月份,但一个铸铁火炉仍然燃着煤块,一个已经沸滚的水壶,壶盖一掀一掀地。火炉旁边,蜷卧着一只慵懒的老猫。

陆小曼女士靠坐在一个大藤椅上,并未起身。陈老师向着尾随在后的我招手:“来,向陆老师鞠躬!”

我略带生怯地上前,站定,正面向陆,恭敬鞠了一躬,站直,再行第二躬时,陆小曼开口了:“好了!可以了。”

我迟疑地举头看陈老师。他说:“再鞠两个。”又对着陆老师说:“方晦拜我为师时三鞠躬。今天拜你,怎可只鞠一躬?”

陆小曼笑着说:“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脚猫。拜你三鞠躬,拜我一鞠躬够了!”

我思忖一下,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两躬。

陆小曼说:“方晦,坐吧。坐吧。”她用一种静定的眼光注视着我。我知道这一注视会决定她对我的全部观感和印象。我虽不安,但无惧色,因为陆老师的态度异常亲切,她的语音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神能扫除陌生来客的一切拘谨。

那时陆老师只不过50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十三四岁的我,顿时为岁月对人之磨蚀感到无比悲凉。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儿之后,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徐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陆老师对我说:“我没有收过徒弟,没有教画经验,自己也不用功,画得不好。你以后就常来玩玩,谈谈,看看我画画,做个朋友吧。”当时我如何作答,已记不起来了,无非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接受而已。陈老师说:“我也只教了他一个钟头。教他怎样篆稿,怎样翻印到图章上去,再怎样刻。就这样。接下来,就让他看我刻图章,陪我聊天。”

陈老师先行告辞。陆老师的表妹吴锦女士端来茶水和糖果。陆老师叫她“阿锦”,我就叫她“阿锦阿姨”。她自丈夫过世后一直住在陆家照顾表姐陆小曼的生活起居。陆老师吸中华牌香烟,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揿灭,排列在烟缸里,一式长短,纤毫无差。我诧异这些烟蒂为何这样留着,后来才知道,那后半支中华牌香烟将由阿锦阿姨继续享用。

自此,我便成了陆老师的小朋友和家中常客。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宽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点。她对任何来客一概欢迎,家中常有京剧戏友和国画院同事以及文史馆的各业人士来访,常常高朋满座。那时,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吴锦,还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儿“毛毛头”(陆老师将其抚养在家,视为己出),另有一个名叫“桃桃”的女佣。

“毛毛头”的生母“小宝”常来访视,翁瑞午的其他成年子女也不时来探望,吴锦在扬州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常来省亲,因此,陆老师家也就时有济济一堂的热闹景象。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瑞午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陆老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是推拿医生出身,曾官至海军部军需处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他告诉我,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美丽女弹词艺人张维桢是他的门生。

那时翁瑞午已六十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竟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

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你不要理他。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瑞午就守着一条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倾心而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

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一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至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

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赞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用功过。你不要临摹我的东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我,是学不到本领的。”

但是,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中国画院的官方任务),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显露出来的那种清纯灵秀的神采与风姿,是许多技法娴熟的职业画家表现不出的。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随着年龄增长,又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与陆老师不仅是授受绘画的师生,也成了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陆老师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当然唯有徐志摩一人而已。

她谈徐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谈胡适(“温雅有礼,关爱他人”),闻一多(“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沈从文(“当过警察,曾在她与志摩的家里住过”),泰戈尔(“慈爱得像上帝”),孙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谈林徽因(“高雅美丽,与志摩极其相配。

当年梁思成也追求林,为了替林买橘子,梁骑摩托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这是陆老师当时的说法。时至今日,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她谈丁玲(“很有才气。当年胡也频出事,是她推动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钱,以资助沈从文陪伴丁玲潜逃”)。

有一次,陆老师精神很好,又谈徐志摩的诗,她即兴用悦耳动听的曲子吟唱徐志摩的名篇《沙扬娜拉》,使我对音韵声律之于诗歌的诠释有了特别深刻的领会。

陆小曼老师并非如世间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舞榭歌台,耽于逸乐享受的风月女性。实际上她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关心时局,对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锢十分忧惧,对文化被政治所扼杀更感到绝望。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随时跟我讨论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 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她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

陆老师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她说,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

1949 年以后,陆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户,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

“反右”运动之前,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

陈巨来老师把存录了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 年以后的作品:“***印”、“湘潭***印”、“***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这已经够风光够显赫了,但是他老人家还不过瘾,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的痕迹就暴露无遗了。

“反右”开场,陈老师当然被“揪出”。陆小曼是陈巨来的三十年老友、同事,还是近邻,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无论如何“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教”( 解除劳动教养) 归来,与陆小曼遂成陌路,还有深怨。

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我心中极为难过。我对陈巨来老师说:“陆老师若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得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十八条!十八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

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

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们一起往陆老师家去,还在楼梯上,陈老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虽未抱头痛哭,却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1960 年之后,陆老师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还能梳妆打扮一番,去画院开会,步履尚算轻健。后来,可怕的气喘发作频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锦阿姨在背后抱持着,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间“呕呕”巨响,要大半小时方能平复,但那时已筋疲力尽,不复能言了。此后,陆老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 年4 月,我父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逮捕和开除公职之后,被动员去西北沙漠开荒。

临行前我向陆老师告别。她除了泪眼汪汪之外,说不出一个字来。18 岁的我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不认为会与陆老师暌别长久。我当时惊异于她脸上的惧怖之色,觉得是病弱使她经受不起任何波折。

两年后我回到上海,以为灾难已经过去,往日的生活又会回来,至少我又回到两位恩师身边。

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964年9 月,我与几位常在一起畅叙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闷关”四年之后,于1968 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教授。大雨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路遇吴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那段时间,每当入晚,我就躲在被窝里无声哭泣。

在监狱服刑十六年零三个月之后的1980 年12 月,我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无期徒刑”的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回沪后, 我重访陆老师旧居,却是不相识的人出来应门,一问三不知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锦阿姨和陆老师的侄女陆宗麟女士,知当年我的被捕使陆老师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她忧愤惊惧过度,时常哭泣,遂至不起。

阿锦阿姨还说,“***”中陆老师的小小墓丘早被捣毁无遗,现在连祭祀一下和献一束鲜花的所在也没有了。

1988 年, 我与某友合作撰写了三十万字的《飞去的诗人—— 徐志摩传》出版。这是得陆老师生前的最大心愿,她曾嘱咐我协助她实现这个心愿。我与合作伙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我在心里用这本书来祭奠陆老师的在天之灵。(文/张方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