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刘大鹏 邹平高利贷刘大鹏
篇一:山东邹平高利贷狂潮 血债:山东邹平杀警案背后高利贷狂潮 南方周末 2012年11月29日 刘大鹏被杀后,他的服装公司被投资者们抢了个空,只剩下金黄色的财神爷没人要。 被刺身亡的警察黄升,不是过去一年间死于“血债”的唯一一个人;而此次涉嫌主使刺死黄升的刘斌,则是参与放贷的众多村干部之一。
而过去的两年间,正是在村干部们的带动下,大批农民卷入高利贷漩涡。 温州的高利贷潮扩散到邹平两年后崩盘。
大量的债务纠纷催生层出不穷的犯罪。欠债者同时也身兼借贷者,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 这一次被杀的是警察。 2012年11月22日夜,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一家宾馆附近,四名江苏徐州警察遭遇发生于同一天的第二次袭击,一死一伤。
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各方消息了解到,袭击者主谋是邹平县韩店镇颜家桥村村主任刘斌(音)。 警察遇袭,与其调查的经济案件有关。事发之前,邹平县一个叫段刚的建筑公司老板,从徐州某机械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一台挖掘机。
段刚后因欠下巨债外逃被抓获,债主们将其公司资产哄抢,挖掘机到了段刚的债主之一刘斌手中。据说段刚曾借了刘数百万元的高利贷。 由于段刚未付清挖掘机全款,机械公司为了减少损失,便向徐州警方报案。
11月22日17时20分左右,徐州民警黄升与同事吴坤,带着两名协警到颜桥村调查。结果遭到刘斌等人的殴打。黄升、吴坤均被木棍打伤。直到邹平当地派出所赶到现场,才将事态控制。
当天19时20分许,在黄升、吴坤一行开警车行至邹平东升宾馆附近时,又被刘斌等人的三辆黑色越野车堵住,警车被撞坏熄火,继而十几人用铁棍砸坏玻璃。一行凶者的匕首刺中车内的黄升,后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黄升年仅24岁,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公安分局子房派出所民警。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曾多次外地追逃、立过三等功的黄升,此次并未按惯例提前通知邹平当地警方配合。 江苏警察在邹平被杀,是邹平高利贷“血债”死亡链条上新的一环。
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两月调查邹平民间高利贷运动:继2011年10月份崩盘后的一年时间里,该县至少已经发生6起由债务纠纷引发的命案(详见附录表格)。此外,还有更多自杀或失踪的高利贷玩家,由于未被警方立案,具体人数已经无从统计……浮出水面的命案分别代表了邹平高利贷玩家的四种死亡方式:放钱的杀死“使钱的”;“使钱的”杀死放钱的;放钱的火并死人;“使钱的”内讧杀人。
目前业已血债累累的邹平“全民放贷潮”,肇始于2010年。
随着市场迅速做大,工人、农民、银行职员、医院医生、学校教师、公安民警等各行各业均有卷入,甚至有县政府主要官员的家属、司机参与其中。 邹平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过去的十余年间,其GDP年均增长超20%。
2011年,邹平GDP达630亿,财政收入为85亿。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十五,被誉为“县域经济的领跑者”。而从时间轴上看,这个明星县卷入高利贷漩涡,是温州、江浙民间借贷潮的一部分。
“高利贷”这头怪兽是谁释放到邹平的?残酷市场目前已畸形生长到哪一步?哪些人在以身饲虎?了解这些问题,或可解答黄升这名年轻警察之死的深层原因。 “底子很少有干净的” 最初的借贷者多有案底。
在村干部们的带动下,一些村子几乎家家都有放钱出去。 在徐州警察在邹平被杀之前10天,另一起高利贷纠纷致死案刚刚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 起诉书如此记录此案的背景:……被告人高源与朱永生合伙经营“邹平华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向社会投入高利贷贷款。
2011年上半年,为赚取更多非法利息,高源等人多次向刘大鹏发放巨额贷款。(2011年)11月份,刘大鹏因不能归还贷款而逃离邹平…… 高源、朱永生、刘大鹏,均是邹平高利贷的高级玩家。
高源、朱永生二人属于“放钱的”,而刘大鹏属于“使钱的”。 据知情者介绍,邹平的“高利贷”市场由来已久,但初时范围极有限。由于触犯法律,无论是放贷者还是用钱者都很谨慎。
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华德,成立于2010年4月。时值邹平高利贷运动刚刚兴起之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朱永生,他同时还是邹平一家知名浴场的老板。高源虽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在外人看来,华德其实是他的。
朱永生仅仅是“顶个名”。 早在2007年,年仅22岁的高源,即因牵扯一桩命案被判缓刑。卷入刘大鹏死亡案的刘晓、秦龙等人,为高源的“小弟”,也均曾因盗窃、聚众斗殴等罪名受到过刑事处罚。按照当地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邹平最早放高利贷的一批人,“底子很少有干净的”。
事实上,借高源高利贷的刘大鹏,也曾因抢劫伤人入狱七年。 邹平高利贷运动的兴起,传说与一些外来的温州人相关。由于一直隐身幕后,他们的身份、姓名至今无从查考。
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确实存在,且随时监控高利贷市场的每一丝动向。 骗局并不高明。由幕后大玩家操控的“大户”,以高利息作饵,吸引若干“中户”集资,“中户”则以低于大户的利息吸引“小户”,“小户”则以更低但仍远高于银行的利息向亲友筹资放钱。
一个个集资金字塔由此形成。 邹平有名的大户,如何长河、韦晓慧、段刚等不下十人,据传集资额均过亿元。 位于塔基的,则多是普通农民。高利贷市场兴隆时,他们不过拿一两分的利息,但崩盘之后,却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以邹平县“受灾”最重的孙镇为例,霍坡、辛集、辉里等村,放钱出去的“几乎挨家挨户”。有的人家把粮食卖掉外加积蓄,凑成一个整数单子存了高利贷。
而风潮过后,则据说一度连猪肉都已吃不起。 农民们之所以放开手脚加入这场运动,除了受利息吸引,还得益于村干部们的感召力。当地坊间流传,在邹平县孙镇41个村支部书记中,不放高利贷的不超过3个,且融资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
而此次涉嫌主使刺死警察黄升的刘斌,便是当初参与放贷的村干部之一。 这种并不复杂的圈钱模式,在金融界被称为“庞氏骗局”。其存在已有近百年历史。它因在短期内成就一批百万富翁而备受人们追捧,但也毫无例外地以悲剧收场。
在邹平之前,高利贷运动已先后在山东肥城、江苏泗洪等地上演。在邹平之后,又相继向北蔓延至阳信、无棣等县。与邹平相邻的淄博高青、桓台、济南章丘也同样未能幸免。 在传说中的温州玩家涉足邹平高利贷之后,如高源等本地“资深”高利贷从业者发现,他们的机会也来了。
事实上,骗局在邹平刚一出现,即迅速被各路玩家复制。而刘大鹏正是被高源选中的一个猎物。 被割掉的“爪子” “爪子”帮人出面圈钱。
待崩盘时,“爪子”们开始相互残杀,始作俑者往往大赚一笔后悄然退出。 按照借条上所写,刘大鹏向高源的“小弟”刘晓借了1000万元。但按照刘大鹏的说法,实际出钱的人是高源,实际数额也仅400万。不过,即使此说属实,按照约定的月息1毛2利率(折合成年利率超过800%),加上“利滚利”的行规,400万的借条变成1000万仅需半年时间。
在地下运作的传统高利贷,借条是惟一浮出水面的标签。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用钱者以打借条的形式向放贷人借钱。
双方通常是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支付。在收到第一笔款项时,用钱者即将当月利息交给放钱者。比如用1万元,月息1毛,意味着用钱者实际仅拿到9000千元,却打1万元的借条。
邹平高利贷沿用了这一做法。有所不同的是,金字塔各层之间多为亲友关系,除了底层和顶层,每个参与者既是“放钱人”又是“用钱人”。而在金字塔倒塌后,他们一方面负债累累,同时又拥有巨额债权。 危险而复杂的地下资金流通,带来了当地邹平社会的畸形繁荣。
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县突然冒出囊括所有品牌的豪车。它们的主人多有这样的标志性形象:留光头、抽苏烟、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据说车的后备箱里装满了现金,以便随时为借贷人结息。
后来有人总结,高利贷从业者们之所以热衷于买车,多是膨胀的虚荣心作怪。这仅说对了一半。一位资深玩家从融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如果说高利息加亲友动员还不足以让当地百姓动心的话,那么用钱者的豪车就会让他们把剩下的疑虑打消。
高源结识刘大鹏源于台子镇一个孟姓放贷人。2010年,孟某曾与刘大鹏进行高利贷合作。孟某“使钱”和“放贷”,刘大鹏则替孟某“顶名”出借条,并获得一定的报酬。合作期间,刘大鹏曾替孟某找人将一位欠债者打伤,被当地派出所罚款一万元。
在江苏泗洪一带的高利贷圈,刘大鹏这样的人,被俗称为“爪子”。“爪子”特指那些没有头脑且爱出风头的人,他们成了幕后玩家的圈钱工具。“爪子”刚开始替主人抓钱,等到后来可能“沾手”时,便可能被主人切掉。
因还款信誉度高,刘大鹏引起高源的注意,遂成后者的“爪子”。高刘二人的合作模式是:由高源以高利贷形式资助刘开厂,待厂子建好后一起“套钱”,利益共享。但在此之前,刘大鹏需照付高源利息。
在高源的资助下,短短几个月内,刘大鹏先后投资了三个项目:在台子镇官道村建了一个空调设备厂;在刘所在的绳刘村承包了鱼塘养鱼;此外还有一个养鸭的大棚。 任何有企业经营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些项目不可能有支付高利息的利润。
养鸭、种蔬菜之类的大棚,是邹平很多高利贷玩家的首选项目。这被认为和一项农业补贴政策有关。据说,除了利用其在民间融资,玩家还曾试图借此骗取银行贷款。 在刘大鹏的三个项目中,最重要的是空调设备厂。
高源等人将自己做华德公司的经验传授给了刘。据刘大鹏妻子汪家英介绍,当时注册空调设备公司时,在刘晓的提醒下,刘大鹏找了别人“顶名”做法定代表人,这样将来无论是从银行贷款还是公司破产,自己均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这也是邹平高利贷的通行模式:在设局之初,上面的玩家就留好了所有退路。待游戏结束,“爪子”们开始相互残杀的时候,始作俑者往往大赚一笔后悄然退出。 一直到刘大鹏死亡,空调设备厂也未能建成。
逃亡 据说有的欠债人甚至逃到了缅甸,并且在这里惊讶地见到了不少阔别已久的老乡。 如同开屏的孔雀,刘大鹏的几个项目启动之后,尚未建成,一笔笔投资便追逐而来。当时邹平高利贷风气之盛,据说已经形成这样的行情:哪怕支一个烤串摊,也会有钱进来,如果谁手头有钱没有放贷,就会被视为不正常。
不过,随着刘大鹏死去,具体的债主及数额已经难以查证。由于自认为高利贷违法,一些怕惹麻烦的投资者,宁可认倒霉也不愿说出真相。
名不见经传的刘大鹏开始迅速崛起。他雇上了司机,由“大鹏”变成了“刘总”。他整天忙于请各级领导吃饭,并频繁出入“盛世中国”。 “盛世中国”是与邹平相邻的淄博的一家夜总会。
被喻为当地的“天上人间”。这里是迅速发迹的邹平高利贷玩家们的理想消费场所。服务生们对邹平“大款”们印象深刻:这些人一晚的消费通常都在两三万元以上。高兴的时候,服务生鞠一个躬就可以拿到一百元小费。一位来过此地的人士说,他曾亲眼目睹一位邹平款爷将一万元现金当众抛撒的场面。
目的就是想看看小姐们抢钱时出洋相。 不过,刘大鹏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2011年10月份,随着何长河被债主起诉,邹平的高利贷金字塔几乎在一夜之间坍塌。
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转变家破人亡的悲剧。 刘大鹏则因无法吸收新的资金,自然也无力支付给刘晓利息。 大概在外逃一个月前,停付利息的刘大鹏接到刘晓的一条短信:再不还钱,就杀你全家! 在妻子汪家英的斡旋下,高、刘两人的关系在此后一度缓和。
高源甚至又花了100万给刘大鹏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以便撑起面子,尝试让其“东山再起”。 然而,仅仅一星期后,刘大鹏便把车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抵押给其他债主。
2011年10月29日,刘大鹏跟妻子汪家英告别:讨债的太多,要到外面躲躲。 此时,躲债与追债成为邹平高利贷市场的主旋律。据说有的欠债人甚至逃到了缅甸,并且在这里惊讶地见到了不少阔别已久的老乡。 刘大鹏临走前没有告诉妻子的是,跟他一起外逃的还有他在“盛世中国”结识的情人郑某。
据起诉书记载,得知刘大鹏逃跑后,高源等人开始预谋非法控制刘大鹏夫妇。并派出一拨人向东北方向寻找。高源则通过“互联网非法手机定位服务”查找刘大鹏的下落。
定位服务是邹平高利贷崩盘之后兴起的一个新产业。以手机定位为例,通常是按次收钱,一次一千元。此外还有身份证定位——只要欠债者住宾馆登记身份证,债主便会知晓他的下落。该项服务得有公安的“关系”才能实现。
此外还有专用于汽车的定位器,单价据说为三万元。通常的做法是,追债者将定位器藏于欠债者的车中,以随时观察其行踪。 在经过五次手机定位之后,高源终于在河北唐山发现刘大鹏的踪迹,并带人挟持汪家英迅速赶到唐山,将刘大鹏及其情人抓回邹平。
“非死不可” 在刘大鹏被押回邹平后,家人曾三次打110报警。结果因属高利贷纠纷,警方每次均允许高源将刘大鹏带走。 刘大鹏被押回邹平之后,便开始了一段长达一个多月的地狱之旅,一直到其死亡。
高源等人相信,刘大鹏身上有钱,而除非尝到厉害,他不会说出实情。 起诉书如此描述刘大鹏所受刑罚:为逼迫刘大鹏说出放置财物地点,高源等人分别采用拳打脚踢、中性笔等硬物夹挤手指、戳点肋骨、打火机灼烧手掌、脚掌等手段折磨刘大鹏。
据刘大鹏父母介绍,在此期间,朱永生和高源妻子曾来家里找钱。坛坛罐罐、屋顶树下翻了一个遍,均空手而归。 等待刘大鹏的则是进一步的惩罚。
按起诉书记载,因到刘大鹏所说的不同地点屡次查找财物未果,“高源等人心生怨恨。把刘大鹏拖入高源家的地下室内,分别采用擀面杖擀、打肋骨、脚踹四肢、后背等手段逼其说出财物下落未果后,高源指使人用拳击手套和橡胶棒继续对刘殴打”…… 邹平高利贷崩盘之后,用于追讨债务的私刑层出不穷。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将欠债人锁进狗笼子长期挨饿,一直到其说出钱放在哪。另一种常用方法则是模仿警匪片情节,将欠钱者的头反复按到河中。
2011年12月25中午。刘大鹏终被折磨致死。法医鉴定为“因胸部及肢体遭受反复多次击打,致大面积严重软组织损伤,引起挤压综合症死亡”。 在刘大鹏死亡之后,高源的“小弟”们将尸体拉至邹平县人民医院急诊室门口,喊了一声“医生”便弃车而逃。
值得一提的是,刘大鹏之死是在警方介入之后发生。10月24日,刘大鹏父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刘大鹏被押回邹平后,家人曾三次打110报警。结果因属高利贷纠纷,警方每次均允许高源将刘大鹏带走。
刘大鹏家人后来与高家达成协议:一方承诺保证刘大鹏安全,一方则承诺不再报警。汪家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家人后来不敢再报案,是担心救人不成,反会让刘大鹏遭受更大折磨。 在此期间,刘大鹏曾多次向妻子发出求救短信。
按其说法,高源等人有几个让其“意外”死亡的计划,包括人为制造车祸、卖到煤窑制造矿难等。 “再不救我就来不及了”,这是汪家英保留的刘大鹏所发的最后一条短信。 2011年12月24日晚上,汪家英跟刘大鹏通了最后一个电话。
刘大鹏称自己在东北,汪家英听出了破绽,“你在骗我!”刘大鹏则一边说“没有没有”,一边哭泣不止。 次日,汪家英听到了刘大鹏的死讯。家人拍下的照片显示,刘大鹏死时浑身赤裸,脚底已被打火机烤焦。
汪家英曾在高源处陪了刘大鹏四天。最后一晚,高源意外地允许她与刘大鹏合住一屋,并主动提出让她开自己的车回家看看。汪家英突感危机来临,遂打110报警。 汪家英脱身后,即逃至南方某市。
她后来打电话给接警派出所一警察,询问丈夫下落。对方称:刘大鹏自愿跟高源走了。 至于刘大鹏的服装厂和用来搞“生态旅游”的鱼塘,则早在其外逃时就被债主们抢掠一空。 在另一位邹平放高利贷者看来,2011年高利贷市场崩盘之后,围绕大量的债务纠纷,各种犯罪层出不穷。
而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一个欠债者的死固然会让很多人绝望,却也可能会让其他玩家解套。从这一角度看,类似刘大鹏这样的角色,其实“非得死不可”。
事实上,刘大鹏之死也绝非孤例。 2011年12月10日,刘大鹏死前半个月,一个叫陈康的高利贷“中户”,通过汽车定位找到济南讨债时,被同村的欠债者周新海等人杀死。俩人曾是好友。 2012年4月26日,因为争夺欠债人的一套房产,一对叫朱宝、朱猛的堂兄弟在讨债时,与另一拨债主打起来,朱家兄弟占了上风。
两天后,对方“报仇”,朱家兄弟俩所乘汽车被对方三辆车“追杀”,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撞上一辆卡车,双双当场死亡。
5月20日凌晨,在距离当地某派出所200米处,韩店镇大王陀村开有一家担保公司的李清河,在“跑路”被抓回之后,让朋友报案得以脱身。结果出派出所不久,即被愤怒的债主梁忠海一刀捅死。
此外,因涉及高利贷,邹平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韩伟2011年也在山东聊城被杀。 如今,邹平高利贷死亡名单上又加上了徐州警察黄升。不过,和其他死亡案一样,该案的高利贷背景被官方淡化。 “事情已经平息,”邹平当地政法系统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领导说了,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
”但不少当地人士担心,年底前,随着又一个讨债高峰的到来,邹平将陆续有新的刑案发生。 ---------------------------谁让“全国百强县”邹平,深陷高利贷漩涡? 2012年06月10日 新金融观察 霍坡村,1700余口人,家庭存款平均10余万元,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村。
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民间借贷这场游戏中,其没有幸免,其中80%的村民参与放贷,“全面借贷看霍坡”,最终却换来一场空,其村经济也因此倒退10年。
60岁的石强(化名),子女已成家立业,老两口有自己的积蓄,小日子虽然不算太富裕,但过得很殷实。
当借贷风刮到这个村子,利息高得诱人(最高时达9毛),村民们悄悄加入这一赚钱行业中时,石强也拿出家里10万元积蓄,送到本村村民张良(化名)手里(月息2毛),等待着年底另一个10万元降临。
没想到不过半年,形势突变。他听到风声赶紧去找投资的“上家”已迟,人已不见踪影,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10万元。 “1700余人的霍坡村,其中80%的人参与其中。”有的村民虽然不直接参与,也是把钱拿到放贷者处,让其帮忙放贷。
开始在村里还是秘密,村民一见面就问“你有(放贷)了吗”,对方都是回答“俺没有”。可到了2011年10月,村民议论的话题变成“你看,某某的钱都打了水漂了”,全民投资的“秘密”逐步公开。
地处于河村的“邹平长河养殖有限公司”,是当地当仁不让的融资明星企业。打造一夜暴富的何长河年仅30岁,“一年多的时间就红了起来。”民间流传着家人与何长河这样一组对话:“咱有多少钱?”“三辈子也花不完。
”“咱还有债吗?”“五辈子也还不清。” 而“钱还不上,任何一个环节断了,整个链条就会出现问题。”昔日的明星企业现已冷冷清清,里面几辆汽车已被摘下牌照,锈迹斑斑,其生态养殖、肉牛规模扩建等各个建设项目都已停工,留下半拉子工程。
场区周边囤积的800余亩土地已经荒芜,只有偌大的企业招牌竖立在地头。 新金融记者了解到,邹平县城、孙镇、魏桥镇因其经济发达,成为民间借贷的重灾区,镇政府驻地的沿街商铺几乎家家放贷,据民间推算,全县民间借贷涉及资金高达1000亿元,而该县2011年的生产总值才630.
2亿元。昔日,“民间借贷,全国县级城市看邹平”;如今,则是谈“贷”色变。据接近警方的人士介绍,目前因民间借贷造成的死亡者30多人,而跑路者更多。
在“全国百强县”光环下炫耀下的邹平,正陷入民间借贷的漩涡中难以自拔,让业界最为担忧的是,更大的暴风雨还在后面。 俗语说:“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
”高利贷一向被人们咒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高利贷加重借款人的负担,容易引发严重的民间纠纷;经营高利贷的人良莠不齐,有的趁人之危,有的很像黑社会,兼营着赌博、毒品等业务。借高利贷的人迫于条件不得不忍受这种剥削;放高利贷的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对苛刻的放高利贷者夏洛克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发挥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高利贷的控诉。著名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因高利贷被逼得家破人亡,喜儿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痛恨恶霸地主南霸天太狠毒。
高利贷已严重危害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其泛滥无度已经引起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巨大负面效应。高利贷造就了许多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神话的同时,也使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的中华传统美德遭到不应有的抛弃。
社会创富伦理和企业家道德因此沦丧。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高利贷已经渗透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参与了高利贷资金筹集、发放和催讨等环节。
高利贷对于社会危害之大,已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足以值得用刑法来规制这一行为。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些掌权者热衷于高利贷的复活,在利用民间资本的幌子下,让五花八门的借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竖立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稳步发展,应坚决彻底严禁民间高利借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