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错在什么地方
浙江财经学院谢作诗教授最近的一篇博文——《“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被人拍砖无数,盖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建议:国家应让收入低的男人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并允许同志合法结婚。
我看了谢教授的这篇博文,不过没看他对外界批评的回应文章。坦率地说,我不同意他的提议,但据说他在回应中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谢教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其对3000万光棍这个社会问题的看法的,他的分析工具是价格理论。
谢教授认为,价格有货币价格和非货币价格之分,而真实的价格是货币价格和非货币价格的加总。现实中,人能够控制货币价格,但不能控制非货币价格,若把货币价格压低,那么非货币价格就会上升,反之亦是。而所谓非货币价格,说得通俗点,就是一件物品名义价格的社会成本。
谢教授以火车票为例作了说明,如果压低火车票价,就会发生排队购买、拥挤等现象。排队的时间、拥挤带来的不舒服也就是乘火车的代价,即非货币价格。既然价格是用来调节供求关系的,那么起调节作用的是实际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换言之,由于有非货币价格的存在,社会其实不存在短缺和过剩,短缺和过剩只是坏的经济学才认为有的,好的经济学不认为存在短缺和过剩,而谢教授自我感觉是好的经济学。
所以他由此得出结论,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对稀缺性,提高其价格,女性价格的提高又刺激女性性供求的增加,故3000万光棍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市场就不会出清,就会出现剩男。也就是说,由于有非货币价格的存在,市场自己会解决3000万光棍的性问题。
谢教授的上述分析从价格理论的逻辑来说,应该没问题,但要由此导出几个低收入男人合娶一个女人的建议,我觉得还是说不通,或许谢教授认为,单个男人的收入低,但几个低收入男人加总起来,相当于一个高收入的男人,所以它符合价格理论,又或谢教授认为低收入男人合娶一个女人乃是光棍这种社会现象的非货币价格。不过,这里面的逻辑联系如何且不论,就此建议本身而言,我认为存在三大谬误。
第一,他把3000万光棍的社会问题仅仅理解为性的问题。对3000万光棍来说,性的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婚姻也是以性的存在为前提。然而,如果认为男人的问题只是性的问题,那肯定也是错的。结婚固然是为了合法解决性的需要,但婚姻还有其他的社会意义,如繁殖后代,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生下的小孩,谁会是他/她 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诸如此类问题,必将凸显出来。
第二,对人类一夫一妻制的巨大冲击。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在几千年的婚姻中演化而来的,早期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后来发展成为多婚制,主要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女人,也有几个男人娶一个女人的,再到近代,才普遍选择一夫一妻制。所以,一夫一妻制成为人类主要的婚姻形式,不是没有理由的,它最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自觉的结果。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并不长,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更短,也就是60多年历史。未来人类的婚姻制度会向什么形式演化,不清楚,但即使会演化,也是一个漫长过程。今天除一夫一妻制外,也存在其他婚姻形式,包括谢教授肯定的几男娶一女,但那些婚姻形式不是主流,且也不具合法性,所以,如果为了解决光棍问题而允许几男娶一女,是对现有婚姻制度的巨大破坏。就对人类的未来而言,这个破坏产生的危害其实比3000万光棍的后果更严重。
第三,它还是对女性的歧视,不合现代的男女平等趋势。现代社会讲究男女平等和平权,为解决3000万光棍的性问题,允许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明显有着将女人当做性工具的意思,是对女性权益的不尊重。难怪女权主义者会抗议谢教授的这个提议。
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不考虑或少考虑道德问题,谢教授就称自己不谈道德,然而,3000万光棍不单是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故而在寻找解决的办法时撇开道德是不现实的。谢教授的建议若真变成政策的话,将是对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和法律的严重挑战。所以,经济学者跨界谈论社会问题,还是要小心的。
当然,这不是说谢教授的建议就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就是用一个看似无厘头的提议,将3000万光棍这个问题曝光于社会,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它的尖锐和沉重,从而通过社会的力量倒逼人口政策的改变。因为要解决今后更多光棍的问题,最终还是要放开人口控制。至于即将到来的这3000万光棍,说实话,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无解,只能推迟结婚的年龄。但即使这样,估计还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娶不到老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希望谢教授的这篇博文,能够引起计生部门对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视,并对这些弱势群体寻求改变和救济之策,能帮助多少是多少。
人口问题是未来中国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有报道说,江苏如东县——这个国家计划生育的“红旗县”,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如今也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如东县目前的老人比重达29.26%,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老龄化的代价之一,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从全国来看,人口问题的挑战最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与低生育率上,包括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和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14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5.9,从而成为全球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根据一些人口学者的计算,从2014年至2024年,中国23岁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即使十年内生育率提升50%,年出生人口的崩塌也难以避免,因此,学者们担心,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年出生人数还是雪崩式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