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丁学东 丁学东:2016年看好基础设施、高科技和养老投资领域
3月19日消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于3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瑞典银瑞达公司董事长雅各布-瓦伦堡、弘毅投资董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进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主题讨论。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侯云春:六位嘉宾的发言使我们看到了在企业海外投资方面一篇繁荣活跃的景象,这个和世界经济低迷,贸易减速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怎么样,我在这里感到信心为之一振。
下面我们进入互动交流环节。各位准备好希望你们的问题,我作为主持人,我利用一下我的特权,我先问一个问题,在海外投资中,有很多种形式,也有很多的领域。就形式来讲,咱们有绿地投资,企业兼并,企业并购,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等等。2016年,各位最看好哪个领域?或者是说哪个行业?
丁学东:我觉得2016年投资比较看好的领域,应该是基础设施,因为全球,发达国家的革命设施面临着更新的问题,用的时间太久了,需要更新升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基础设施的投资量非常巨大,这是我看好的领域。
第二个确实是高科技和高科技相关的新业态,新技术,新兴产业。这个因为每次金融危机以后,经过若干年以后会有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出现,现在正是到了这个关键点,所以涌现一批独角兽企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看高科技。
第三个我看好医疗、养老产业。为什么呢?中国是在2000年左右,60岁人口超过了10%,全球在2010年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10%,也就是说中国和全球相差十年,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再加上中国现在放开二胎政策,这样的话就医疗健康领域的消费应当是非常看好。
第四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和比较发达的食品和农业等等。
汉斯-保罗-博克纳:我对基础设施比较保守的,我觉得这些项目其实有很长的周期,而且会有很多的法规的要求,还有很多的诉讼。所以我觉得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必须的,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我不太确定2016年是不是一个基础设施很好的一年,你也谈到了医疗产业和高科技、高端制造业,我觉得这些很好。并且你也看到了,不仅是中国,其他的公司也是处于这些领域的。
侯云春:还很看好绿地投资。
张玉良:我觉得2016年全球和中国的投资不太一样。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他的投资的机会,以及投资的需要也不一样。董事长刚刚讲的基础设施在中国不管用,房地产投资也管用,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也管用,人口导入,经济转型都支撑了房地产的理由,包括了不动产的投资。因为我们看到纽约、悉尼和伦敦不是一年两年了,三五年来都是在比较好的成长,所以房地产投资也很好,包括中国来看投资机会更多。
大基建,基础设施肯定是未来中国非常成长的地方。养老、医疗,刚才丁董事长讲了,我觉得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中国的消费市场,适合我们消费的消费市场的投资我觉得太大了,我们的人才太多了,我们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潜力。
而且有消费能力,这个消费能力不断的在提升。只要是他需要的,都是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快销品,衣食住行当中只要供给侧改革当中讲到了这些产品,有消费市场的,全世界都可以到中国来投,当然中国也可以在全世界投。
刚才赵总的观点,把全球的技术,全球的资本为中国的销售市场服务,非常正确。我觉得海外的好项目,好的投资在中国来投,已经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机会很多。在中国投资市场,也可以完全的支撑我们国家整个未来发展的需要。谢谢。
侯云春:这样,因为时间有限,下面进入大家的提问环节。赵总他们几位可以结合着大家的提问来强调一下自己的看法,哪一位?
提问:看起来是有三种投资,第一个是在中国之外这样的投资,第二种是更加多元化的投资,像万达,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海外投资,现在又有第三拨的投资,比如说在酒店行业,娱乐行业这样的投资也是非常的多的。而且政府看起来也是想要去刺激这样的一些个人投资者去投资这样的领域,让他们能够不断的取得进步,然后很快的形成一种聚集。
因为这些国有企业可能现在投资的步伐比较缓慢。能不能请各位嘉宾评论一下,你们认为哪一种模式有可能是最成功的一种模式,比如说根据一下西方的经验。那些高度多元化的公司,在多个行业进行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管理起来起来比较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投资方面比较有困难。
赵令欢:您观察到了三个阶段,这种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中国过去的十年里,不仅仅把自己很快从世界工厂转化成了世界的市场。而且也是迅速的从净资本进口的国家转化成资本流出的国家。
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的事情,也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所有进来的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已经把中国转化成了一个高效的世界的工厂,与此同时,也培训了大量的世界级的经营管理者和工程师,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和这些管理者,再加上资本,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到世界其他的地方进行投资的时候,他们就比十年之前,就像联想购买IBM的时候,比那个时候准备得充足多了,现在我们是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您的评论是非常自然的,还有更多的会发生。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像丁先生、张先生,都是我的有限合伙人。我十年前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弘毅资本管理下的都是外国的资本,我们的想法就是想把外国的资本能够到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我们今天是一半一半,更多的管理养老资金,越来越多的钱来自于中国的机构,把这些钱投资与外国的机构。
我们会看到一个中间点,您会看到重新的再平衡,这就提到了侯先生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跨国的这个投资的模式,以及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行业,其实这个和再平衡这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很多制造业来讲,再平衡就是让中国的这些制造企业,他们应该把自己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说把自己的产品移向那些需要当地生产设施的地方。像现在我们正在建赞助中国的纤维玻璃公司能够在美国建立起最先进的工厂。不是说只是出口,然后遇到一些反倾销的诉讼,而是说到国外建厂,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再平衡。
中国把自己的制造业,把自己的能力出口出去,满足当地的需求,还有一个是刚才讲到了贸易的增长在放慢,因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词,那么相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市场。我们没有太多的像好莱坞的电影可以在中国本地制造。所以我们就需要引进那些大师,让这些大师能够更多的在中国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这也是一个趋势。
总的来讲,我们会更多的把制造业的中国有优势的制造能力,去向国外去进行输出。但是会把服务业,不管是说这个好莱坞的电影还是金融服务,还是说一些颠覆性的技术能够很快的被引入到中国,这是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
提问:我来自墨西哥,我们在中国外商之间投资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已经工作了十年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司如果是走出去的话,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像联想这样。他们会非常好的进行学习,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刚才彼得-诺兰提到了制度框架的问题,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们取得了很多的成功。但是你们也有很多的失败,所以这个代价在很多情况下非常高。比如说你提到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的话,我们这里提到了可能是在拉美国家的几千亿美元,所以从制度的角度来讲,在中国世界来管理这个学习的过程,谁来去负责这些代价,比如说像委内瑞拉等在拉美的其他国家。
侯云春:这个问题提给哪一位嘉宾回答的。我觉得有一点难度。
提问:各位嘉宾都可以。
赵令欢:失败的那些,应该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但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对他们的惩罚是倒闭。根据我们的经验,看到了很多你刚才讲的情况,回到了刚才你所讲到的。第一拨是很多公司走出去,他们那个时候的失败率比成功率高得多,事实上只有三到四家企业会成功,刚才你说得很好,讲到了所有的公司,其他的都可以看作是失败的。
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市场是可以进行吸收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趋势是这样的,中国在不断的增长发展,五年、十年之后,你会看到很多全球五百强的公司都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说学习会持续。但是我们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也吸取了经验教训。
汉斯-保罗-博克纳: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学习的经验的话,很多的国家和合乎公司都有这个方面的经验的。像欧洲的公司,比如说像70年代,80年代初在海外投资也赔了很多钱。日本的公司走出去的也是赔了很多钱,这是学习的过程,如何要学习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经营,这不是中国公司所特有的问题。当政府不能告诉人们怎么做、做什么,这是每个公司自己学习的过程,有一些学习得比较好,有学得比较快,有一些学得没有那么快。
彼得-诺兰:刚才你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全球高科技企业的结构,像房地产公司的结构不一样,像其他的行业,第一技术的行业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随着中国公司要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和全球高科技公司走的方向是相反的。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例子是多元化资产之间没有明显的、密切的联系,比如说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医药的公司,他希望能够把自己公司进行多元化,把公司进入到像整个化学品、特种化学的行业,以及很多的其他的活动中。他们把这个多元化以后,就把这些剥离出去的重点放在一个非常核心的行业,最后就出现了葛兰素史克。
我的问题是你在国外进行多元化的投资的话,是不是适合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和全球的公司走出去的路是完全相反的,当然全球性公司的路可能是错的,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集中还是多元化。
丁学东:他讲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也是在注意避免交过多的学费。比如说我们在墨西哥采取了一个办法,联合建立一个周末投资基金,我们出大量的钱,墨西哥政府出少量的钱,这样的话进入了墨西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另外是我们考虑到了对墨西哥的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不了解,所以我们邀请IFC作为管理团队来管理这个投资项目,我们不直接管理,这样的话就有了当地的管理经验。第三个是我们的投资,和当地政府企业共同的投资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刚刚的问题。
侯云春:雅各布-瓦伦堡先生是不是有补充。
雅各布-瓦伦堡:是的,我也要评论一下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一百多年,在世界各地扩张过程中所学到的一点是,在外国市场进行经营的话,会遇到很多的由于文化的原因的风险。瑞典进入北美的时候,比如说1935到1990年之间我们发现非常难赚钱。
如果说你有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公司,像刚才有人提到的那样,这个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风险的事情。那么世界的趋势是越来越集中化,而不是越来越多元化,所以你要走出去的话,多元化就比较复杂了。因此有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风险。
最后一点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讲,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有很多的流动性。比如说像海尔向GE的白色家电进行投资,他们有一个产品是依来克斯,他们也是想要进行投资35亿美元,同样的资产所提出的报价的话有两倍。
海尔是两倍,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中国的公司走出去的意愿非常强,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中国的这笔投资的价值和其他的公司有巨大的区别,可能中国公司比较有钱,这是有帮助的一点。
侯云春:我们的这一届讨论到三点十分结束,已经超过了一两分钟,下来以后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交流,看来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想探讨,谢谢各位。
最后我有三句话来结束本单位的讨论。第一句话在世界经济危机阴霾驱之不散,大家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跨国投资领域的繁荣兴旺使我们大家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有人说经济学的一半是心理学,这里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第二句话,在跨国领域的投资当中,无论是从领域、行业、形式等等都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具体投在哪一个地方去,哪一个国家,选取什么形式,各位审时度势,操之在你自己。
第三句话,投资是今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迫切的需要投资版的WTO,尽快的形成投资版的WTO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