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病逝91年传奇人生大起底 乔石妻子郁文子女资料曝光
【乔石病逝】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乔石祖籍浙江定海,1924年出生于上海,原名蒋志彤,1940年参加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乔石早年参加组织上海学生运动,1986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当选为中纪委书记。1989年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27日至1998年3月16日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乔石是中共前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第十三届和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郁文
20世纪40年代,陈布雷(右坐者)与秘书金省吾合影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67年年初,“文革”进入高潮。中联部也不例外。
一天,我刚跨进中联部大门,一位同事急匆匆对我说:今天出了件大事!有人贴了乔石和郁文夫妇的大字报,说郁文是陈布雷的侄女!
大字报前围满了人,大家议论纷纷。我也挤进去看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乔石原姓蒋,是蒋介石同乡,并同有一个“石”字;郁文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结论是:乔、郁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看完之后,我默然地想,这算什么!中联部不少领导都“出身不好”,背叛了家庭出来革命的。但因陈布雷太有名了,这张大字报成了中联部轰动一时的新闻。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郁文一生多次受到审查之累。
加长的入党预备期
郁文原名翁郁文,出生于浙江宁波地区的慈溪。也许出于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考虑,她参加革命后将名字去掉了这个“翁”字。郁文的母亲陈若希,是陈布雷的五妹。陈家是慈溪名门望族。陈布雷曾加入同盟会,担任过上海《天铎报》记者和《商报》主编,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后为蒋介石撰拟《祭告总理文》,一举成名。1935年后,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等要职,长期为蒋介石撰写文告、文件和文章。
郁文青少年时期受大舅父陈屺怀和大哥翁泽永的影响,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当年16岁的她,是最年轻的队员。在中学读书时,她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通过他们,借阅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母亲》等,还读到了鲁迅的杂文。
1944年秋,温州沦陷,在温州高中读书的郁文决定离校回慈溪老家,投奔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母亲知道她准备“上山”,要她好好想想,舅舅陈布雷和父亲翁祖望(在陈布雷身边任职)是干什么的。郁文回答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开明的母亲默然同意了。
于是,年仅18岁的郁文背着行李,穿越日军据点,来到四明山上的鲁迅学院。鲁迅学院是中共浙东区委开办的,主要培养文教、民政和群运方面的干部。
郁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进鲁迅学院后,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真有如久旱逢甘霖!我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能否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青年人有什么前途?’等等,全都迎刃而解!思想上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两个月后,鲁迅学院支部决定发展表现积极的郁文入党,但由于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没有人适合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组织出面,由中共浙东区委委员林克和鲁迅学院院长黄源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区党委批准时指示,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特别将候补期延长为一年(一般是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鲁迅学院支部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同意郁文提前转正。但是,这一决定未获区委批准。九个月之后,支部第三次通过决议,同意郁文提前转正。这次,区党委批准了支部会议决议。1944年9月15日,郁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和平协定。为了有利于谈判,中共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省的解放区。从1945年9月起,中共浙东党政军人员整体分批北撤。鲁迅学院院长黄源向浙东解放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建议,鉴于郁文和陈布雷的亲属关系,宜派郁文去上海搞情报工作。党委组织部找郁文谈话,要她尽快去上海。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0月初,郁文到达上海,进入之江大学教育系读书,组织关系从解放区转到之江大学支部。
1946年5月起,郁文担任了《联合晚报》的记者,以及《青年知识》半月刊的特约编辑和撰稿人。《联合晚报》实际上是上海地下党支持主办的报纸,经理王纪华、总编辑陈翰伯、主笔冯宾符、编辑郑森禹、姚黎民,都是共产党员。
在这里,郁文认识了乔石。乔石也在《联合晚报》工作。1945年至1949年期间,他担任了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 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等职。
《联合晚报》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晚报,十分畅销。郁文经常到一些重点大学采访,到重要的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第一线采访,突出报道了上海学生运动,也报道了全国各地的重要学生运动。她撰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成为该报享有盛誉的记者。
特别是,她以“凌澜”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高风亮节永照海上,执法殉法沉冤未雪》的文章,报道了江苏高等法院刑二庭庭长郁华(郁达夫之兄)被日伪特务组织“76号”负责人丁默邨秘密杀害的经过。
1939年11月13日早晨,郁华从寓所搭包车出来时,遭暴徒三枪击毙。暴徒留下一句“你竟不给脸”,登上一辆黑色小汽车逃逸。郁华的车夫记住了车牌号8741。当天晚上,租借当局就发现,这辆车停在“76号”的门口。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但当时,郁华之妻陈荫还不知道,主犯正是丁默邨。丁默邨的浮出水面,和郑苹如有关。郁文在文中写道:
郑是上海沦敌期间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佯与丁逆称善,其后谋杀丁逆未遂,反被丁逆所害。这也是最近丁逆案中的一件重要案件。不过当郁庭长被害之时,郑计犹未为丁识破,相与过从甚亲密,郑某次曾于嬉戏间以不经意之态向丁探询郁庭长何故被害,丁未加怀疑,与之直言:“事前派人劝其加入和运(注:即所谓“和平运动”),竟遭他严词拒绝,如此不识时务,不识抬举,所以杀只鸡给猢狲看看。”
又说:“你的父亲也该识相点。你们不要以为‘七十六号’没有人啦!”盖当时郑父任首席检察官,与郁故为世交,郑苹如曾私语:“决为郁伯文复仇。”采得丁语后,即密告其父。听说后来郑首席立刻密呈司法行政部,目前郁夫人正拟设法查获此项呈文。(郑首席后以爱女罹难,哀痛逝世。)且郑苹如之母弟,均能为此事作证。
引起陈荫注意的,是庭上丁默邨的自辩词。军统局称,丁1937年春至1940年3月任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曾捕杀地下工作者72人。丁辩称,他在“76号”为1939年冬,为时仅三月,在此期间以外及上海以外之事,不能由他负责。陈荫在报上看到这句话后,才知道其夫被害正是在丁的任内,于是向上海高院递交了诉状。
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三报,多名记者被捕。为防止意外,党组织决定让郁文离家隐蔽,并参加筹组全国学联,工作上由乔石负责联系。10月,乔石通知她,她的组织关系从之江大学转出,转到了全国学联。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陪护陈琏去解放区
此时的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异常激烈。在郁文的家庭中,也暗流涌动。
郁文的表姐陈琏,是陈布雷的小女儿。她1940年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又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在进步同学影响下加入了中共,后与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袁永熙结婚。
1947年9月24日晚,陈琏与袁永熙被捕。所幸叛徒指认时,没有认出稚气未脱、学生模样的袁永熙,就是地下党姓袁的负责人。特务在他们住所搜到的,也仅仅是“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审讯关押数月后,12月下旬蒋介石下令,交陈布雷“严加看管”。
陈琏夫妇出狱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第二年晚些时候,才被允许看望亲戚。一次,夫妇俩从南京来到上海,专程探望五姑母、郁文之母陈若希。趁着在郁文大哥翁泽永房间小坐的机会,陈琏轻声问:“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郁文听出他们想去解放区,立即向当时党内联系她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报告。组织上很快回话说:上海党组织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想去解放区,上海党组织可以帮助。
郁文正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南京找他们,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她即日陪同母亲去南京奔丧。在灵堂一侧,她趁乱悄悄告诉袁永熙,上海地下党已同意送他们去解放区。双方迅速商定了下一步的具体联系办法。
一个多月后,在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乔石的安排下,陈琏夫妇来到上海交通员顾金德家中,取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假身份证件。组织上决定,由郁文陪同他们去解放区。
此后,三人换了装,杂在“跑单帮”的人群中,先到镇江,然后从淮海战场边沿和间隙地区穿行,向石家庄进发。到了刚解放的石家庄后,他们被告知不必去西柏坡,北京即将和平解放,就加入中央机关队伍,向北平进发。1949年2月初,进了北平。4月,在中央青委机关基础上,成立了团中央。三人都留在团中央工作,郁文担任了办公室秘书。
1952年初,郁文与时任浙江省杭州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的乔石结婚。婚礼十分简单,郁文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了。
婚后,郁文调到杭州工作。1952年底,乔石调到上海,任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郁文也随之调往上海。1954年春,乔石奉调鞍山,担任鞍钢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随后,郁文也调往鞍山。1957年初,郁文担任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陈琏之死
1957年夏天,整风反右运动开始。郁文性格直爽,稳重的乔石不断提醒她,讲话要谨慎。因此,在大鸣大放和大批判期间,虽然她心里十分想不通,但都缄默以对。
即使如此,她出身不好的问题,也仍然被提了出来。她被要求与母亲“划清界限”。她内心十分痛苦,不得不在会上违心地表态。好在不久,风头过去了,郁文依然常回去看母亲。
郁文的亲人中,大哥翁泽永、三哥翁泽宏、姐夫胡祖源、堂姐夫袁永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等都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陈琏担任了团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也是八大代表。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也为了三个孩子的政治前途着想,她决定同袁永熙离婚,并坚决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1962年春,她调任上海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去了上海。
“文革”开始后,陈琏从安徽农村“四清”地被召回华东局机关。她被关入“牛棚”(晚上允许回家)。机关里的造反派和北京来“抓叛徒”的红卫兵多次抄了她的家,批判她曾为父亲陈布雷“奔丧”,同时还从陈布雷日记中“发掘”出了所谓她的“秘密自首的新证据”。她都沉默以对。
谁也不曾料到,1967年11月19日夜里,陈琏从11楼纵身一跳,自杀身亡。
她的大儿子陈必大说:“妈妈多少年来太相信组织了,也太怕失去组织了,对真诚的人来说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怀疑,它足以令人发狂,足以诱发自虐心理。”
对于陈琏的自杀,郁文是十分痛心的。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2年我和琏姐在北京重逢时,她正在考虑离开北京调到华东去工作。她告诉我,周总理劝她:‘你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好,中央更了解你。’
短短一句话,洋溢着多么深沉的关怀!这绝不只是由于在重庆时邓大姐直接联系过陈琏,也不因为解放后周总理亲自同她有过不少工作接触,更主要的是周总理对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想把她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琏姐后来在‘四人帮’罪恶渊薮之地的上海含冤去世,然而,纵使不是在上海,她也未必能摆脱这一厄运。”
中国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0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低调本色
因为陈布雷的关系,郁文自己在文革中也被贴了大字报。但在属于文革重灾区的中联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弹”,多名部长、副部长和局级干部被揪了出来,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郁文只是处级干部,加之性格亲和、平时群众关系好,因此涉险过关。
1969年6月,乔石夫妇等中联部人员共678人,被发配到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1970年迁往河南省沈丘县)。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和郁文都先后调回中联部,在新成立的“研究组”工作。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1982年,担任了部长。在当年9月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7年,在十三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乔石的职位不断变动上升,郁文依然保持着低调本色,一直对自己、对子女、对乔石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1988年,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果永毅陪同副总编辑陆超祺访问波兰等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们跟前问道:“你们看到乔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吗?我们是中国民航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我们不认识郁文同志,到处找不到她!”他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她。
郁文安静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间,毫不引人注目。面对两位热情殷勤的民航办事处负责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给他们添麻烦,自己转机就好。
乔石同志，原名蒋志彤，浙江定海人，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39年至1943年在上海南方中学、光华附中读书。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南方中学、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书记，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
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华东联合大学文学系、淮南华中局城市工作部调训班学习。1945年至1949年，历任上海地下党学委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中学分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等职，组织发动上海青年学生投身抗日和反美反蒋斗争，组织指挥了同济大学“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运动，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9年7月起，乔石同志历任中共杭州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市委青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至1962年，历任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酒泉钢铁公司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等职。
1962年2月至1963年4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习。1963年4月，乔石同志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研究员、副局长、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乔石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隔离审查和拘禁。在受审查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两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8年1月至1983年7月，乔石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他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广泛同各国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进行交流合作，为党的对外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3年6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强调中办直接为党中央服务，要紧随全党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推进各项改革，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梳理整顿各项业务，使中办各项工作更好服从和服务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大局。
他十分重视中办机关整党工作，推进思想、组织、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拨乱反正，推动中办各项工作在服务全党工作中心战略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