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对苏文纨的描写 以《围城》论述钱钟书对人物的描写

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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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钟书式的尖刻和敏锐.当我们读到钱钟书这样尖刻的文字时,有时是会淡忘了钱钟书本人的尖刻,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不足和不堪的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上,会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大学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由何而生.至于有人说,钱钟书这样的批判不及鲁迅的批判.我的感觉是这两种批判都需要,都有自己的价值.面对乌烟瘴气的大学环境和道貌岸然的所谓学者.教授,钱钟书式的尖刻是有意义的.读过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后,才晓得与钱钟书出版<围城>,这之间的时间跨度将近30年.30年时间,从文学

钟书式的尖刻和敏锐。当我们读到钱钟书这样尖刻的文字时,有时是会淡忘了钱钟书本人的尖刻,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不足和不堪的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上,会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大学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由何而生。至于有人说,钱钟书这样的批判不及鲁迅的批判。我的感觉是这两种批判都需要,都有自己的价值。面对乌烟瘴气的大学环境和道貌岸然的所谓学者、教授,钱钟书式的尖刻是有意义的。

读过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后,才晓得与钱钟书出版《围城》,这之间的时间跨度将近30年。30年时间,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会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除了鲁迅这样的文学传统之外,其实还是有不少新的写作探索存在。

这些新的写作探索不仅提供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发展的可能。一方面,自然是一种以鲁迅为代表的新的文学传统的逐渐形成。到了钱钟书写作的时代,鲁迅的权威性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是建立起来了,没有人会怀疑鲁迅式的文学表达方式会有什么问题。

但另一方面,文学如何发展,如何突破现有的程式,谋求新的发展,的确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孜孜以求的目标。尤其从后一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丰富多样的,那么,这种丰富多样,很大程度上是由很多新的写作尝试带来的。

一般而言,一种文学写作方式到了一定程度,就有一个自我饱和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从写作者还是阅读者角度来考虑问题,某种文学表达方式尽管非常经典,但读多了之后,人们总希望能有所变化。从这一意义上来思考《围城》的讽刺艺术,我是觉得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艺术风格角度来论述问题,而应该作为一种文学进程来把握。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五四启蒙主义理

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突变前夜的文学写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处于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是集中在以强烈的激愤的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表达方式。另外,即便是讽刺方式之内,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还是比较大的。

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

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差异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钱钟书对新的文学潮流是有所留意的,如《围城》中就列举了艾略特的创作,其他像乔伊斯和普如斯特的创作,对钱钟书而言,也不是完全陌生的。这些现代主义的象征方式对钱钟书的写作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像后来中国作家对他们的接受,因为现代主义在钱钟书写作的时代,其权威性和经典性还没有确立起来。

钱钟书对这些作家作品关注,但不盲从。《围城》一书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象征作为《围城》的主要写作架构,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钱钟书留学欧洲和写《围城》的时代,现代主义在欧洲正是发生、发展的时期。作品的标题就是一个象征。借用了法国的一个谚语:城堡中的人想出去,而城堡外的人想进入城堡。这种矛盾的人生关系其实象征着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

但我想说的是,《围城》一方面是一个整体的象征,同时在具体细节和表现方式上也是很自觉地追求这种象征。所以,《围城》很难见到那种仿照和直接搬弄的模仿痕迹。象征在《围城》中是钱钟书式的,带有钱钟书自己的风格特征。它不像西方的现代主义以《围

城》论述钱钟书对人物的描写。

“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从1937年秋至1938年夏,钱锺书曾经在法国巴黎大学 注册学习与研究一年。与他留学的牛津大学相比,巴黎大 学的学风比较宽松自由。钱锺书原想读学位,后来又打消了念头。尽管他有条件在法国延长一年,但那样很可能碰上战争。

一旦打仗,恐怕就很难回国了。所以,他在法国只小住了一年。那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多,有勤工俭学的,有留学生,还有来访问的,其中与钱锺书有过交往的 主要有向达、王辛笛、盛澄华、罗大冈等人。据杨绛回忆,小说《围城》中的人物褚慎明即取材于这一时期在法国的相识。

钱锺书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使得法国人对钱锺书有一 种特殊感情。不过,法国学者最钦佩钱锺书的,还是他对 法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渊博学识。小说《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反映了人性的盲目与混乱。

钱先生另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 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风格及其 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 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 的精神实质,因为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本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构“犹玉葱层层剥揭,内

蕴核心,了不可觅”。 这样一个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尽管他并不赞同这 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百合心”这个书名,就颇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也就是 更强调过程和结构,而不是强调实质与结果,因为结果与 实质总是随着结构的剥落过程消失掉。

换言之,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在结构当中。而且,结果的找到,意味着认识的终结:认识终结了,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钱先生在小说《围城》里稍稍讽刺了一下顾颉刚先生的“ 古史辨”研究,因为“古史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中国古史层累叠积的最终结果,找出其原因和真相,胡适称之为 “剥笋”式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与“百合心”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钱先生的法文造诣非常高。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围城”和“百合心”的运用,就属于这种情况。为了说明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他便说,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看到其中一条有趣记载:在法语里, 喜乐这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的。

再比如,形容一个人过分地弯腰鞠躬,他就说那得用法国俗语所谓肛开臀裂 。形容某个女人身体消瘦,他引用法国戏剧家贝恩哈特的话,说“腰身纤细得一粒奎宁丸吞到肚子里就像怀孕”。

形容饿肚子,他说: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还不够亲切;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长得像失眠的夜,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漫漫难度。

看得出,法语文化确实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也是他知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许多法语文化运用到中文写作中,可以说是达到了真正的“化”境。 在《围城》里,钱先生让苏文纨这位法国里昂大学的女博士用法语来向意中人方鸿渐谈情说爱,因为靠着外国文来表达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