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谢道韫、王献之的故事

应该有啊,他们郎才女貌,门当户对 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题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

谢道韫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年长的时候,自然嫁入了门当户对的王家。这不能不说是她一生悲剧之根源。男怕进 错行,女怕嫁错郎,古今皆然,睿智如谢MM也终于不免。一次道韫回家探亲,怏怏不乐的神态到底让 他叔父谢安看在眼里。谢安很奇怪,问她道,“王家名门世族,王凝之(谢道韫的丈夫)也算是青年才 俊,何以不快至此?”道韫怅然道:“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我的兄弟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王郎 相比你们天上地下阿。”谢安长长叹了一口气,再也无话可说。

这是谢道韫在数说本门的英才。道韫的父亲,安西将军谢奕本身是个风流了得的才士,那个留下 千古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的枭雄桓温,对谢奕极其欣赏,尊称其为方外司马。谢奕 向来潇洒不羁,曾有一次席间追着桓温喝酒,桓温不胜酒力,躲到自己内室,不料喝高了的谢奕不依不 饶,追他一直追到内室,在桓温夫人惊诧已极的目光下逼着桓温把酒喝完,结果自己先醉倒在他们家的 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门叔父中阿大指谢安,何等人物就不多说了。中郎指西中朗将谢万,手握重兵, 威震一方,他一直刻意模仿谢安的风度,只是心胸始终不及。在谢道韫的(堂)兄弟中,有封胡羯末四 大才子:封是谢万的儿子谢韶的小名,曾任车骑司马。胡是谢朗的小名,做官曾至东阳太守。羯就更了 不得,他就是谢道韫的亲哥哥谢玄,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的主帅,把骄狂不可一世的大秦天王苻坚的 百万人马打得落花流水,当真有再造社稷之功。末是谢川,也颇有文才,只是早夭。

谢道韫拿谢氏一门彦秀作比,其实她夫家王家人才之胜,丝毫不下谢家。谢道韫的公公是第一大 书法家王羲之,他和谢安交谊甚厚,也相互仰慕的紧。王羲之的书法古今独步,《兰亭集序》,《丧乱 帖》都是千古流传的书法极品,当然他远不只是书法家这么简单,当时朝中王羲之和谢安号称一时瑜 亮,只是王羲之向淡之心比谢安更胜,早早地归隐了。王羲之有七子,有名气的只有五个,老大王玄之早死,余下就是王凝之、王徽之、王桢之、王献之。

王徽之是谢道韫的小叔,王羲之的第三子,向来 卓荦不羁。他当桓温的参军的时候,终日只是喝酒胡混,桓温的弟弟桓冲实在看不过眼,问他,“你到 底是负责什么的”,徽之答道,“管马”,桓冲问,“你到底管几匹马?”,徽之曰,“不知马,何由知数”, 桓冲又问,“你的马死了几只?”,徽之对道,“未知生,焉知死!”,气得桓冲几乎倒仰。徽之留下千古 佳话的是这样一段故事:一天徽之望着皎洁无边的月色,一边喝酒一边吟咏左思的《招隐诗》,登时忆 起老朋友戴逵。只是戴逵的家相隔甚远,也顾不得了,马上划着小船往戴逵家中奔去,谁知终于在夜半 赶到了他的家门口,徽之又转身回去了,旁人问他什么原因,他只留下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乘兴而 行,兴尽而反”。徽之的弟弟王献之,少有盛名,风流为一时之冠。谢安对他相当看好,认为王谢的后 辈中人以他为第一,提拔他作长史。王羲之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小时候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就猛地从背 后抽他的笔,他每次都能稳稳不动,他就知道这个儿子不仅继承了自己的衣钵,其后必有大成。后来王 献之的书法固然是不亚其父,他能在墙上写方丈大字的绝技,连他父亲也不禁叹服。王献之尽心朝政, 殚精竭虑,年纪不大就累成重病,徽之和他一向兄弟情深,得知消息后找到巫师情愿自己一死以延长弟 弟的生命,巫师摇头苦笑,你自己也命不久长,还顾得了别人?王献之很快病死,徽之奔丧,却一滴眼 泪也不流,只是在灵前弹琴以慰弟弟在天之灵,谁知哀伤得老是弹不出调子,一怒之下他把琴摔得粉 碎,大喝道,”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子敬是王献之的字)。不久他自己因悲伤过度,呕血身亡。徽之 和献之的兄弟情谊,比起一起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只怕毫不逊色。

后来 王凝之在做会稽内史时,正值天师道首领孙恩和卢循从海岛进攻会稽,王氏家族从曹魏时起就世代信奉天师道,迷信的王凝之就对部下说:“我已请来了得道大仙,借来鬼兵守护各个海港要地,你们不必担心”。于是守兵便放松了戒备,结果孙恩顺利的攻占了会稽。当别人劝说王凝之一同逃跑时,王凝之又天真的认为自己和孙恩都是天师道的信徒,孙恩一定会看在张天师的情分上放自己一马,就拒绝出逃。岂知阶级矛盾又怎是宗教所能调和得了的?王凝之就这样糊里糊涂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刀下之鬼。

关于六朝时期的陈郡谢氏家族,笔者曾在此前的相关成果中作过不同程度地探讨,但由于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成果中大都存在言未尽意的地方。今值“中华姓氏文化节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研讨会”召开之际,草成此文,以作拾遗补阙式的研究。

一、谢氏家族史迹勾沉

谢氏家族祖居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家族的来源可能与周宣王时期的申伯有关。《邵思姓解》曰:陈郡谢氏,“周宣王后中伯食采于谢,因而氏焉。”这里的“周宣王后”,实为“周宣王时”之误。由于申伯当年的食邑在今南阳、唐河一带,陈郡谢氏的租居地离这里只不过几百里的路程,因此可以认为,陈郡谢氏可能是从古谢邑迁徙而来的。另据《汉书》、《后汉书》等记载,两汉时,汝南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有名士谢廉,召陵县(今河南郾城东)有硕儒谢甄,二人的祖居地都去陈郡阳夏不远。或许,二人或二人中的一位与谢氏家族有某种血缘上的联系。

不过,谢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魏齐王芳时长安典农中郎将谢缵。他当时所任的官职尽管不高,但由于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职的地点又是曹魏的中心之一,仍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此,谢缵子衡、衡子鲲、鲲弟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进入仕途,不同程度地为家族赢得了声誉,并使自己的家族从—般的官宦之家演变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晋中叶以前,谢氏像以后那样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一流世族地位还没有形成,家族成员被人轻视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未,争荣竟秀,由是王、谢齐名。”

东晋中期,谢氏家族传到谢安、谢万、谢石和谢尚、谢玄、谢琰等人,亦即谢缵的曾孙和玄孙辈,是谢氏家族最为辉煌和最为荣耀的时期。当时,谢安由于超人的声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的宝座,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谢氏家族的人几乎垄断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公元383年,由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4人联合导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淝水之战”,创造了8万人大胜前秦25万入侵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更使谢氏家族无限荣光。事后,谢安等4人同日封公,鼎贵无比,不仅获得了应有的奖赏,而且还使家族的一流门阀地位得以确立。

从东晋到南朝,是谢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谢氏不仅拥有在社会上排名第二的高峻门第,而且还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其优越的处境,有时连皇帝也望尘莫及。根据近人的研究表明,在东晋到南朝的200多年中(公元317~589年),谢氏见于史传的人数就有12代、100余人。他们大多进入仕途,遍布政界和军界,发号施令,高居人上,有时还能摆布皇帝。这一时期的封建政权由晋而宋,再由宋而齐,而梁、而陈,亡国之后的帝王之家想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而他们则不受朝代的限制,可以累朝累世永远贵显。甚至一些出身寒微的开国皇帝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还把能得到谢家人主持的登极仪式作为一种荣耀,而他们有时对这种事情也不屑一顾。可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特殊。

六朝时期,谢氏家族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自己的庄园、山林和劳动人手。当时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在官之人都可以按官位高低占有土地、山泽和佃客,多者可以占田50顷,佃客40户,少者也可占田10顷,荫客5户。谢氏族大官多,拥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也就多,经济实力自然雄厚。所以在晋末和南朝的时候,谢安孙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他死后10余年,至宋元嘉中(公元424—453年),夫人东乡君去世时,就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就有数百人”。而谢玄曾孙灵运,在会稽始宁拥有更多的田产,其中包括两座山、水田旱田、5所果园,以及大面积的竹林菜圃。这种庞大的庄园经济,在当时世族中首屈一指。

谢氏家族还人才济济,各有所长。短短的200多年中,不仅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其中如谢安、谢玄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早已名垂青史,谢灵运、谢眺的文学成就亦为世人瞩目。谢道韫诗文俱佳,不失女中魁首;“前有封胡(谢韶) 、遏末(谢渊) ,后有览(谢览) 、举(谢举)”,亦皆族中俊秀。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谢氏所以能累世贵显,正是他们维系着箕裘家风不坠。

所以,谢氏家族便成了众所仰望的高门大族。唐人柳芳在评论南北朝世族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这是把谢氏排在六朝贵族的第二位;南朝人纪僧真向齐武帝请求当世族,齐武帝让他去征求谢氏的意见,可见在皇帝眼中,谢氏也是世族领袖;后来粱朝宰相侯景想与谢氏联姻,梁武帝也认为侯景家的级别不够,与谢氏所处的不是一个档次。上述这些事实无不说明,谢氏家族在当时的确处于高不可及的特殊地位。

二、从仕宦看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演变

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所以能够持续贵显,除依靠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以外,还利用了两个基本手段:一则“宦”,另则“婚”。前者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变的根本,后者则是社会地位的可靠保证。仅就“宦”而言,不同时期的谢氏家族还有不同的特色。

(一)上升时期的仕宦特色

从谢缵在曹魏中叶为谢氏家族开基到东晋末年以前,是谢氏家族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共传5代,有史可考者25人,其中有21人进入仕途。其第一代谢缵初显于仕宦后,第二代谢衡便历官博士、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经、知识渊博而任皇帝、太子身边近侍,开始进入中央政界。三世谢鲲“不恂功名”,对仕宦持消极态度,担任的最高官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名声,被誉为“朝廷之望”。他的胞弟谢褒则出任了吴国内史一职,拥有着一个颇有政治、经济实权的地方职位。谢氏家族的第四代,即谢安等人所在的世代,可考的7人中有6人进入仕途,入仕的时间都在东晋建国以后。从所任官职上看,6人中有3人担任过一品高官,官位最低的1人也居五品之职。此外,6人中还大都拥有军权,其中5人有将军号,3人开府,4人出据方镇。紧接其后的第五代有11人入仕,其中最高官一品2人,最低官六品2人,有将军号者2人,1人开府,1人任职方镇。这两代人生活正东晋中叶前后,他们生机勃勃,握兵执政,在中央担任参与决策的要职,在军界出据重镇,操纵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命脉。东晋军队“北府兵”的组建和“淝水之战”的胜利也都由这两代人完成,他们几乎支撑着当时的整个东晋朝廷。

谢尚是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谢氏家族成员。他在政界的最高职务是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是二品卫将军,赠开府。他是谢鲲的长子,谢安的堂兄,一生主要从事军事活动,先后任过江州、豫州刺史,有镇西将军等军号8个,都督军事5次。

谢安是谢尚以后地位最高、名声最重的一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家族的标志。他当政时,推荐从子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军事,建立了精悍善战的“北府兵”,奠定了家族的武力基础。在淝水之战中,主要军界职务全由谢家人担任。战后,谢安进位太保,都督扬、江、徐、兖等15州军事,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谢石进为中书令,掌握朝政中枢;谢玄进号前将军,假节;谢琰也任护军将军。不久,去世后的谢安又与弟石、子琰、兄子玄同日封公,确立了绝对的政治优势。

(二)从武官到文职

从晋末到宋末近100年间,是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是第六至七代,可考者40人,其中有30人进入仕途。在这些入仕者中,官登一品者1人,七品者2人,其余都在二至七品之间。他们中任职军旅者6人,其中1人出居方镇。

与前一时期近半数的人掌握军权相比,谢家人这时出任军职者明显减少。不仅如此,所居武职也明显变化,如6世谢裕为右卫将军、谢述为左卫将军、谢混为中领军;7世谢晦任卫将军、谢遁任冠军将军、谢弘微任右卫将军。这些军号多是虚衔,实际领兵者仅有谢混、谢晦1人。但谢混早在晋末就被宋武帝杀害,军队被吞并,谢氏所掌握的军权大部被剥夺;剩余的部分由谢晦统领,任都督荆湘等7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兼荆州刺史。 宋文帝对他放心不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诈称北伐,亲率禁军西上,谢晦仓促应战,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济临阵倒戈,终于兵败被乐,连其兄弟谢遁、从子世基也被斩首示众。至此,谢氏的军权全部丧失。

在文职方面,谢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仕宦也不尽如人意,其特点是当官清显而不秉政,出仕变成了门户的点缀。当时的刘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谢氏家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雅的文化素养来装点门面,但同时又怕他们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便设计出一批高官显爵来,专门来供养这些高级世族。谢氏第六代中的谢澹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人。他是谢安的嫡孙,宋初任太尉、太保、特进等显职,官位之高无以复加,但却设有任何事功,仅是主持过宋武帝的登基仪式而已。这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的那样,谢氏“在晋宋掸让革命中,起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从宋末到陈,谢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们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占全部仕宦人数的39%。

谢家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上品官,计有侍中、散骑、中书监令和东宫官属。侍中和散骑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继续下降,最后成为“终非华胄所悦”的闲散之职。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三、从婚姻看谢氏家族社会地位的变更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从容奠定的婚姻基础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1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著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湛,湛妹嫁玄从子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于谢氏家族与皇室间的通婚事例,据日本矢野主税《改订魏晋百官世系表》一书统计,两晋时期还没有一例。这一事实说明,谢氏家族由于门户新成,社会地位还不巩固,因此还没有得到两晋皇室的认可。

(二)婚姻作用于家势的途径

历史发展到刘宋时期,由于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东晋中叶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活动在刘宋时期的谢氏家族成员,主要是谢缵的六、七世孙。他们的婚姻见于史传者,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l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说明政治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婚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双方互为利用的结果。如在刘宋皇室一方,由于当初来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层,其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招募来的兵丁,其后因为军功才成为灭晋建宋的统治者。正因为有这样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权后的突出问题便是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其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国方针,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可见,他们为了提高家族地位,与大族联姻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在谢氏一方,由于军权的相继失去和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而与皇室联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愿望。正如当时史书所说的那样,“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谢氏所需要的正是这些。从此,以政治利益作为婚姻的主要条件,也就成了谢氏婚姻中的突出特点。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四、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二)谢氏家族的字辈文化

字辈是辈份的代表字,也是宗族内部用来标志世系次第和等级身份高低的特殊文字。它作为人名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汉代已初露端倪,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广泛采用。具体到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谢安为两个儿子的命名。如他为长于取名“瑶”,次子取名“琰”,共用“玉”字偏旁,这实际上就是谢氏使用字辈的雏形。此后,谢氏家族中又有多人使用字辈。如晦、嚼兄弟共用“日”旁,综、约、纬兄弟共用“系”旁,惠连、惠宣共用“惠”字,灵佑、灵运共用“灵”字,世基、世平、世休共用“世”字,才卿、几卿共用“卿”字,谖、志共用“言”旁,俨、伯共用“人”旁等等。另据《南史·谢庄传》载,谢庄有“五子:扬、出、赖、宗、沦。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字辈。

从这一时期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分析,当时谢氏的字辈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还不能连贯起来成为字辈谱或字辈诗。尽管如此,这些字辈中的文化内涵仍然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其中的有些内容,只有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中才能找到答案。如以用作字辈偏旁的“玉”、“糸”二字为例,它使用于谢氏的第五代和第七代,当时正处在谢氏政治地位确立前后,族中的成年人对子弟所寄予的厚望和对政治、经济利益的渴求十分强烈,因此在字辈中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所使用的“玉”、 “系”二字,一方面具有鲜明的经济色彩;另一方面,“玉”字也是用来代表贵族子弟的。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谢玄所谓“芝兰玉树”和《宋书·谢庄传》中谢庄父子“蓝田生玉”所指无不如此,命名者的用意显然是希望后代如金似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