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国荣 建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生活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此案的记载,并借此了解这场晚清科考案狱对少年鲁迅的影响。
密信有“关节”
周福清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四年后,他先是在会试中被取为第199名贡士,接着又通过殿试,成为三甲第15名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庶常馆经过三年学习,他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光绪四年(1878),他因事被巡抚参劾革职,降为教官。但是,次年周福清又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回到京城,日常工作就是抄抄写写。
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的母亲去世,按清朝定制,要离开官位回乡居丧三年。就在他回到浙江后不久,其子周用吉(鲁迅之父)报名参加了这年八月的举人考试。主持这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恰是22年前与周福清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殷是江苏扬州人,这时的官职是正五品的通政使司参议。周福清得知自己的同年要来当主考的消息后,立即动了心思。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停船静候殷如璋,并准备好关节条子。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诗文某处作何记号,用何字眼。周福清暗订的关节字眼是“宸忠”、“茂育”四字,专门写在一张纸上,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他许诺事成之后酬谢主考的价钱。周福清把这两张纸和自己的名片一起装入信封,等待送给他可称为年兄的殷如璋。
送信露天机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周福清为避人耳目,自己留在船上,派家仆陶阿顺代送关节。他嘱咐陶阿顺,先投贴拜会,争取让主考大人接见,当面递信,考官如不接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本是个粗人,他原在绍兴府一户人家当佣工,刚被周福清借来没几天。来到戒备森严的官船下,陶阿顺早把新主人的吩咐忘在脑后,为图省事,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密封的信函一同呈递上去。他的鲁莽使周福清的机密妙算露了个底朝天。关于这其中的细节,有着几种不同的记载。
一种说法: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进行礼节性拜访。恰在这时,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就装模做样地请王仁堪代拆。王仁堪打开信一看,脸色大变,立即呼令把送信人拿下。“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第二种说法: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一并带上船。当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竟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第三种说法: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传话叫送信人稍候。陶阿顺在岸上左等右等,最后不耐烦了,就大声喊叫起来。这下惊动了船上的众考官,殷如璋只好拆信开读,丑闻于是公之于众,殷如璋立即将陶阿顺扣住,连同信函交给苏州府严切究查。
这几种说法,虽然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反映的案子过程大体上是一致的,在仆人陶阿顺到主考官殷如璋船上呈递信函时,周福清致送关节的隐情败露了。一时间,“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咸怀愤叹”。
无奈去自首
周福清在船上等候回音,陶阿顺却一去不回。几个时辰过去了,提心吊胆的周福清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开船离开了苏州,暂到上海躲避起来。
在案发地苏州,知府王仁堪命令衙役将陶阿顺严加看管,并不时提讯一番。可是,陶阿顺“供词闪烁”,难得实情。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信函一同解交涉案人所在地浙江。浙江巡抚嵩骏十分重视,立即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府知府陈璚一同办理,接连提审陶阿顺,并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
周福清躲了一阵子,于八月下旬返回原籍。这时,他已成为官府通缉的要犯。陶阿顺在浙江受审时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信内何事,伊实不知”。嵩骏等认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为此,赵舒翘命令仁和、钱塘两县秘密访查,得到的呈报是,周福清“未曾来省”。
赵舒翘又“飞饬会稽县原籍”,命令该县一旦发现周福清,“迅速查传,押解省垣质审”。此时朝廷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在这种情况下,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便来到会稽县衙投案自首。他当即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
大狱蹲八年
周福清归案后,先由知府陈璚进行第一轮审讯。接着,刘树堂和赵舒翘“藩臬两司会审”。最后,又由巡抚嵩骏“亲提研鞫(jū,审问)”。让人惊异的是,大堂之上,周福清竟振振有词,辩解说: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周福清的话反映了晚清科场弊窦丛生的腐败局面。
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嵩骏于十一月初十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他作弊未遂,所谓一万元赃款只是口头支票,而且最终还是投案自首的,因此建议适当从轻处理。光绪帝看过奏折,朱笔批示:“刑部议奏。”刑部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奏报皇上,认为嵩骏的奏折“似尚平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对此意见,光绪帝没有完全同意,他在刑部奏折进呈当天颁下谕旨,宣布仍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是“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斩监候,不是马上处决,还有刀下留人的可能。等到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并没有被处决,而是减刑为“牢固监禁”。于是,他继续被关在杭州的监狱中。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照此前八国联军战乱中出狱人犯若事后投案均予宽免之例,周福清获准释放。这样,他一共蹲了8年的大狱。
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周福清出狱不过3年就去世了。周用吉不仅举人没当上,其秀才功名也被革除,挥不去的伤感和耻辱致使他刚刚35岁就死去。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从小康跌入困顿,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为乞食者”,后来则“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冷酷。
然而,后来的鲁迅却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庆幸,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跌荡和坎坷,影响了鲁迅的少年生活乃至性情人格的形成,这正是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对一代历史名人的影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