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晚年评价李宗仁】李宗仁晚年做了两件大事 李敖: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福将之“福”,一是他个人历经战场炮火和政坛暗箭,屡次大难不死;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力量,几乎总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明智抉择。

   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因负担不起学费考取军校     晚年李宗仁看到名人传记中“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的话,总觉得那是作者杜撰的。

他少年时的志向,是当一名养鸭汉子,绝没想过要成为一代名将甚至“一朝天子”。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在广西桂林贫寒农家,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广西陆军小学,报到时因为没有手表迟到十分钟,被取消入学资格,第二年再考才正式入学。

桂林一带重文轻武,靠当兵吃饭颇受鄙视。李宗仁考陆小,是因为这是广西质量最好的新式学堂,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陆小免学费还发津贴,这对许多贫苦孩子有很大吸引力。同时被吸引的还有15岁的白崇禧和12岁的黄绍竑,1908年,李、白、黄3人几乎同时入学。

  陆军小学是清廷为培训新式军官投资设立的。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这些学习了新军事理论、新政治思想的年轻人,转瞬加入广西同盟会,成了清廷掘墓人。

十几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少击众,联手横扫“旧桂系”。3个曾经负担不起学费考取军校的农家少年,崛起为“新桂系三巨头”。1925年夏,34岁的李宗仁稳坐头把交椅,一统广西。

“桂系三雄”的选择,     让北伐成事实     在那个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时代,李宗仁不安于在家乡做个“山大王”,桂系几乎是唯一自愿加入全国统一进程的地方势力。

一位海外汉学家评价道:“他们(李、白、黄)觉得自己与那些被他们打败的粗野的、没有文化的中年广西军阀完全不一样,他们年轻,受过教育。” 3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们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情结。

统一广西之后,皈依中央获得合法身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哪里是“中央”?当时的中国,北洋军政府和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大元帅府都以中央自居,从实力上看,北方明显胜于南方。李宗仁权衡之后选择了南方,选择了在他成长过程中具有启蒙意义的三民主义;并在派系斗争纷乱的广东政府内部,选择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

唐德刚写道:“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 “……他们(李、白、黄等‘桂系三雄’)的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

”     1925至1926年间,蒋介石忙于打压共产党,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广东政府一片内乱,无心北伐。李宗仁感到“问鼎中原”时机稍纵即逝,决定立即抽调12个团,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并赴广州游说蒋介石。

这是蒋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李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蒋半天才说了一句:“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最后又支支吾吾地说:“你和他们说说看。

”意思是让李宗仁去说服广东政府的其他势力。     随后,李宗仁先后拜见张人杰、谭廷闿、程潜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均未获明确支持,最终他说动了李济深。二李在政治会议上慷慨陈词,这时广西的入湘先遣队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国民政府终于宣布出师北伐。

  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时只有不到7万人,除第一军是蒋介石一手培养的黄埔系之外,其他都是难以驾驭的各路诸侯。

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在北伐中表现最为突出,战斗力最强。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而七军则号称“钢军”。蒋介石对桂系既想拉拢又想削弱,一面软磨硬泡要跟李宗仁互换“兰谱”拜把子,一面把主要的战役都交给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受到保护,连军饷都比桂军多一倍。

蒋桂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这是国民党内最为主要的矛盾。     伴随着纠结的派系内斗和血腥的国共之争,北伐军一路北上,1928年7月占领北京。

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仪式十分隆重,冯阎二人“频频擦泪”,蒋介石则扑到棺上痛哭。唯一没哭的是李宗仁,李觉得他们都很“矫情”,而他本人“无此表演本领”。

  不久之后蒋李冯阎同党操戈,打了整整3年的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获得张学良的支持取胜,李宗仁败退广西。 1936年6月3日,两广事变爆发。

当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开反蒋,发表“北上抗日”通电。     逼蒋抗日,     为“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

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甚至规定官员只许穿灰色制服,不许穿绸袍和西装。李宗仁自己也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他的胞妹曾经问他:“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世纪30年代,广西是中国有名的模范省,国内外记者涌入参观给予盛赞。

李、白发起建设广西运动,一是因为他们均出生于广西,对家乡怀有责任感;二是他们想让南京看看,如果贫穷边远的广西都能建设成功,那么其他各省建设不好只能说明中央政府的无能。

  在广西和中央对峙的几年当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广西与广东联合大造舆论,批判国民政府不作为。

1936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

李宗仁的观点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速胜论”背道而驰。7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实际上要将二人赶出广西,这一下激怒了他俩,他们公开抗命。

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围困广西,而广西也全省动员誓死一拼。桂系在舆论上占领正义立场,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广西。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蒋介石做出抗日承诺,李宗仁宣布服从中央共同抗日。

1936年9月18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见面,这是他们公开决裂多年之后的首次见面。据当年的《春秋杂志》的记录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介石走了进来,竟然当堂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表情极其尴尬,而蒋介石则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始终有论调认为,李宗仁率桂系与国民政府陈兵对峙,是“假抗日,真反蒋”。李宗仁当时的动机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但他确实是“逼蒋抗日”最稳定、最坚决的力量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动摇观望之际,李宗仁等16人通电全国,态度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兵谏,建立抗日政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宗仁在两个月内便在广西装备了4个军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赴淞沪会战前线。

广西“建设运动”多年储备的资本和能量,让日本人惊讶。日本的媒体曾经这样报道:“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彪悍的军队,能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

谁想把它蹂躏,都是徒然空想。”     李宗仁在台儿庄。     指挥“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

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

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     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一直是国民党军队最令人头疼的难题。

对这一难题,蒋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把非嫡系的部队推上前线,一边御敌一边削弱异己。李宗仁与之恰恰相反,他总是派自己的嫡系打前锋,对其他派系的部队在军饷补给上尽量公平,甚至给予特殊照顾。     李宗仁字德邻,时人敬称他为“德公”,这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呼。

蒋处事虚实难测,李为人宽厚实在,性格差异决定了在政坛上李一生都不是蒋的对手,但在战场上,德公的宽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

“杂牌军”在其他战区龟缩不前,而独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不惜血战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

”随后的武汉会战,李宗仁名义上是会战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     酝酿多年的落叶归根     1943年9月,李宗仁从第五战区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明升暗降。

抗战胜利后,又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一代名将从此基本与沙场绝缘,走上了权力斗争之路。1949年1月,李宗仁终于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当上了代总统,可是根本没有实权,就算有实权也无法挽回国民政府的大败局。

  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

晚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计划,在唐德刚协助下出版回忆录;二是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躲过重重阻挠,携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陆。李敖评价说,李宗仁“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1965年,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突然回国”震惊世界,其实对他本人来说,落叶归根一点都不突然,他已酝酿多年。本质上,李宗仁自始至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当他看到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完成了他和同人“革命”一生的目标,他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到处给亲友打电话报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

……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唐德刚写道:“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毛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答:“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在他回国之前,周恩来托人“务必转告国内实情”,告诉李宗仁国家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条件,而是言之在先,让他做好思想准备。

李宗仁也许早有这样的准备,解放初期的广西土改中,他3个妹夫和1个妹妹被当做大地主枪毙。多年后人们问起此事,李宗仁回答:“过去我们也杀过共产党,现在不要去记仇了。

”     李宗仁回国第二年,“文革”爆发。在周恩来力保之下,李本人未受直接冲击,他看到那些曾是他对手的共产党人成了动乱的牺牲品,部属旧友也大都被揪斗。李宗仁私下说:“也许回来得不是时候,但我自己选上的道路,我是要走下去的。

”     1969年1月,李宗仁去世,他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留下遗言:“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