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之死 1966 四海翻腾 邓拓、吴晗之死

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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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 孟云剑 杨东晓 胡腾 中信出版社大概每个中国人在听到"1966年"时,都会"心中一动"――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 孟云剑 杨东晓 胡腾 中信出版社

大概每个中国人在听到“1966年”时,都会“心中一动”――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会“心中一动”。的确,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荒谬”时代的开始,很多延续的东西至此戛然而止,很多“荒谬”的事情自此应运而生。

这一年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过点燃“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终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态,升级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这一年又掀“狂潮”,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全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6天以后,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五人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8日,“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的林彪在会上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

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陈伯达代表中央宣布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5月16日,戚本禹发文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次日夜,邓拓在给彭真、刘仁(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写的信中说:两个栏目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而对于批评他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最后“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希望孩子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就在林彪发表“5・18讲话”那天的凌晨,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

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拓、吴晗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

“三家村”的厄运使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蒙受株连,就连玉门关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员被下放。《海瑞罢官》主演马连良于12月含冤致死。导演王雁死里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的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