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与王海容唐闻生 史海:章含之与影响她一生的中国三个风云人物
1月26日,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遗孀章含之在北京平静辞世,终年73岁。
章含之,从毛泽东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许多政治风云。这位漂亮、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上书毛泽东改变人生际遇
1935年,一名女婴诞生在上海,她的父母却因社会地位悬殊无法结婚。时为著名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没名分的私生女,更名章含之。进入名门的章含之,从此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
12岁时,章含之被话剧《水仙花》(改编自《简·爱》)深深吸引,一度想做演员,但遭父亲严辞拒绝,“章家不能出戏子!”1953年,高考在即,章含之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做“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却又被父亲劝说,“女孩子家学工科不一定合适,学外语倒是蛮好!”最终,她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新生。
1963年,章含之随父亲赴毛泽东七十寿宴。这次与毛泽东的会面,开启了她不由自主的红墙内人生。
次年元月,章含之受邀每周一次到毛泽东住所教授英语。课后,她时常陪这位特殊的“学生”吃饭、散步、聊天。其时,章含之28岁,“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
半年后,章含之投入北外的“文革”斗争。她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直陈“文革”的荒唐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章老师”的信,没有扭转北外的斗争形势,却成功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她甚至还被指派加入“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1970年,章含之应邀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再次见到了这位阔别6年的“学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章含之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嫁给“乔老爷”
1971年,经毛泽东直接点名,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从普通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章含之只字未提前夫,而这段婚姻,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终结的。
1972年9月里的一天,毛泽东在听取中日首脑会谈情况汇报时,话锋一转,当着众人的面问章含之:“……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章含之当场痛哭失声。
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相互表白了彼此的爱意。乔冠华,这位23岁即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才俊,以其出众的才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大会上永载历史的开怀大笑,让章含之爱之深切,矢志不渝。而章含之的出众容貌与举止,也让中年丧妻的乔冠华初次见面便怦然心动。
离婚不久,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关系逐渐明朗,旋又遭受来自主席的压力。“毛主席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
1973年,毛泽东指示“要培养女外交家”,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再次作出惊人之举,断然拒绝“学生”的任命及可预见的锦绣前程;选择了外长夫人的身份与接踵而来的跌宕人生。
婚后,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一直到1983年病逝,终年70岁。
1976年,乔冠华被免去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的章含之始终守在丈夫身旁,争回“高干医疗”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在回忆录中,章含之写道,“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1985年,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初次认识的年轻人,50岁的老太太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
再次上书前途毁灭
1976年,是章含之最不愿提及的年份。这一年,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章含之在外交部任职5年期间,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越陷越深。她将两人命运急转直下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一张字条。1976年某日,华国锋去见毛主席,谈及“批邓”,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写了张字条,“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从毛泽东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冠华看了条子,解释说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泽东的允诺。乔冠华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泽东让华国锋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写道。
而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两人前途的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一封密信。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信件指出:一、觉察到康生通过唐闻生、王海容诬告江青、张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二、唐闻生、王海容曾向老乔调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乔冠华表示完全不知道;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唐闻生、王海容不要替康生传话,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四、唐闻生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王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意外的是,毛泽东批评此信意在“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海容、唐闻生”。不久,“四人帮”倒台,专案组在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乔冠华出现在“政治局委员”与“副总理”之列。
乔、章被隔离审查后,女儿洪晃的留学生涯也随即中断,下飞机后,迎接她的是乔冠华专案组成员。那时,乔冠华押于后院隔离,母亲章含之则在外交部受审。
提及这段往事,晚年的章含之感慨,“我一生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他在我生活的每一关键时刻主宰了我的命运。”
《炎黄春秋》执行总编徐庆全认为,章含之的一生,外力的推动和自身的主动结合在一起,后者的因素还更多一点。但她又不懂政治,不知道毛泽东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不写那封信,她和乔冠华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晚年“想为自己活”
晚年的章含之,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生活在影响她一生的三个风云人物的影子里。她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为养父出版了《章士钊全集》,10卷本近500万字,2002年,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章士钊墓及铜像;她为丈夫出版《乔冠华文集》,在福寿园为丈夫塑铜像,将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大会上那副著名的笑容定格为永恒;她不断地充实回忆录,积极地为自己的每部新书做宣传,签名售书。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悲伤。”章含之的好友叶荣臻告诉记者,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许多。即便这样,她在公众,甚至亲友面前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据叶荣臻介绍,章含之从来不买衣服,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有一位专职裁缝,每套衣服都精心搭好配饰。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在家待客,甚或在病榻上,她始终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体面。
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写道,母亲写书之前,要买新文具,要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泡上杯碧螺春。后来干脆在青岛买下一套公寓,面朝大海,伏案写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章含之陆续出版了《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的责编均是章含之的老朋友、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他告诉记者,章含之的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后者是在前部书基础上的补充,最终结集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部书,一写18年”。
章含之的书,在红墙回忆录系列中最为畅销。一次,章含之因病不能赴上海出席签名售书仪式,可一清早就开始在书城门口排队的读者仍不舍离去。萧关鸿与同事只好借来章含之的印章,代为盖之,一直盖到手发酸。
“章含之将自己摆近那几位风云人物的身边,把自己的人生悲剧与整个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有力。”萧关鸿说。
有一天,章含之却告诉萧关鸿,不想再继续写这类回忆了,“我的书里始终没有自己”。她开始构思“为自己而作”的英文自传。她的写作一直坚持到两个月前,被医生查出肺部纤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