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逝世 中国第一代女物理学家、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院士逝世 享年97岁
6月20日,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何泽慧先生是中科院资深院士,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享有“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美誉。
6月20日,一位97岁的老人,在北京炎热的初夏里,安静辞世。
灵堂设在家中。中关村北区14号楼,有7间房间的一户筒子楼旧屋。其中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遗像上的老人满头银发,微微抿嘴,淡淡微笑,朴素得显不出任何特别。
办公室维持着原样。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主楼A224室里,书柜和书桌之外少见多余用品,衣架上挂着几件简朴的蓝布工作服,书桌上的镇纸是老人自己捡来的鹅卵石。
“她就是很普通、很低调的一个老太太,我们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她的女儿钱民协这样评价。
这个“很普通”的老太太,却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泽慧,她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和丈夫钱三强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
伟大和“普通”——这位中国第一代女物理学家,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绽放着光彩。
热情执着朴素简单
在科学界,这位“很普通”的老太太,被大家尊称为“何先生”。在60余年的科研工作中,她的重要成果广为人知: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推动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
大家不知道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何先生仍然坚持全天上班。当然,因为年事已高,她已经不能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文献。
对科研工作永远保有热情,是何先生留在世上最深刻的烙印。“这些年,在我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野外做高空气球实验时她几乎每场必到的情景。”中科院高能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员马宇蒨说。
1979年,高空气球工程正式启动。马宇蒨所在的科室每年都要在野外进行气球试验和科学观测。何先生一知道有新研制的气球或观测仪器进行飞行试验,她必到现场。每次,已届65岁的她都得坐着吉普车,从北京颠簸两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河北省香河县。
这样亲历亲为的行动,何先生一直坚持了10多年。马宇蒨说:“高空气球飞行与观测具有一定的风险,而越是遇到这样的机会,何先生越是不肯放过,她认为有风险,才有挑战,战胜挑战才能有发展。”
与对科学的执着热情不同的是,生活中的何先生却是“不讲究”。有一次,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的王焕玉同何先生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她脚上穿的鞋,居然打了三层补丁;她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带子断了,用绳子扣着,革裂开了,用针缝起来。王焕玉惊讶不已:“一个吃过洋面包的科学家能这样,让人非常敬佩。”
画家陈雅丹如此理解她所熟悉的何泽慧阿姨:她是一块纯白的玉,非常质朴,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追求科学真理上,对于吃穿,从不讲究。“于我们而言,这常常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严谨认真纯真童趣
“除了被何先生这种对工作的热情深深感染以外,她的科学理念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王焕玉说。
在科学研究中,何先生一直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对于这位女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的成熟和严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这样评价:“大力协同作战,人员设备支援。多方筹办尽超前,应急忙中不乱。”
在严谨的同时,何先生也表现出思想上的活跃和开放,不为书本或前人的框框所束缚。她尊重客观事实,善于从实验现象中捕捉问题,有所发现和创新。她曾经用“立足常规,着眼新奇”8个字精辟地总结了自己数十年科学研究实践的主要体会。
王焕玉说:“何先生一贯倡导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做出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对此,她始终身体力行,形成自己科研工作的一个突出风格。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而言,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员宋黎明回忆称,何先生和钱先生在干校时,曾自制观测设备看彗星。“一个自己做的三脚架,一个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还画了草图,何先生还向我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
这件事对宋黎明震动非常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即便是使用最简陋的仪器,他们仍保持着对科学的严谨探究,创新型人才对环境没有苛求。
在科研上严谨成熟的何先生却有着一颗童心。2000年秋冬,马宇蒨陪同何泽慧一起去酒泉发射场基地,那时神舟2号飞船正在做发射前的最后准备。何泽慧居然提出要作宇航员,她说自己个子小,符合做宇航员的条件。“大家都把这当作说着玩儿的,后来我和她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才知道她当真了。”
马宇蒨说,这份小小的较真和执着,“让她十分快乐,与她在一起的人都可受到感染”。
不近人情平易近人
在女儿钱民协眼中,母亲“为人很低调,性子倔强直爽”。
2000年底的一天,何先生等人应邀到一个卫星发射基地的展览馆参观。参观完毕之后,服务员请她在留言本上为展览馆题上自己的名字。“我不题。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题字,不让他们题?”何先生边说边指了指身后的马宇蒨等人。
展览馆的一位处长见状,赶紧上前解释道:“何先生,因为您是名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您到这儿来,能给我们题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没承想,这样一说,何先生更不愿意题了——因为她平时最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是名人。
一旁的李惕碚院士赶紧打圆场:“何先生您还是题个字吧。您看,您不题,咱们来一趟也叫人家怪失望的。”
“那你题不题?”何先生反问身后的马宇蒨。马宇蒨只得回答:“您题我就题,我们大家都题。”于是,何先生写上了名字,随行的人都一一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另一个小细节是:钱三强先生病重时,医生嘱咐不能让他有过多的应酬。何先生索性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病房门口拦着,说不管是谁,多大的官来了都不让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何先生,却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最让马宇蒨感动的是,当时已是副所长的何先生带着她把图书馆的期刊、过刊、图书、资料等一间一间、楼上楼下地走了一遍,教她如何查阅图书资料,“何先生站在院图现刊室外搭着我的肩膀给我介绍情况的那一幕,永远成为一个定格。”
25字法文情书
厮守终生承诺
何泽慧与其丈夫钱三强——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之子,也是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二人一起,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也是第二代居里夫妇——居里夫人女儿和女婿的学生。
1992年,钱三强院士因病离何泽慧院士而去,终年79岁,两位科学家的爱情故事成为传奇。
钱三强和何泽慧同为清华同学,但两人却在不同的国家留学、工作,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
从1943年起,何泽慧开始与在巴黎留学的清华同学钱三强通信,钱三强长何泽慧一岁,天性聪敏,从小博览群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就被物理系的同学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毕业后,何泽慧赴德国留学,钱三强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二战爆发后,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当时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法文单词。信的大意是: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
1945年,战事近尾声,国内抗战胜利曙光在望,钱三强的爱情长跑发起了冲刺,他向心仪已久的老同学发出一份简约至极的求婚信:“经长期通信,向你提出求婚。如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请回信。”
何泽慧以同样简练风格答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春天,何泽慧离开德国,来到了钱三强在巴黎的寓所和钱三强结婚。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