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李政道 季羡林之子季承:我无意当李政道的代言人

一个谜局尚未解开,另一个谜局是否已有定论?围绕身为季羡林之子、李政道助手的季承,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到更多?近日,季承在位于蓝旗营的季老故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对李、杨之争的看法,以及身为季老之子,在父爱缺失情况下的成长经历。

论文署名谁该排在前面

75岁的季承退休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从1997年开始给李政道做助手,一直到今年5月。

季承在2005年用了半年就写完了《李政道传》,本来是打算2006年出版,用于祝贺李政道的80寿辰。

对于李政道是否认可书中关于李、杨之争的内容,季承说:“在出版之前,李已看过该书的初稿。但不知他是不是全看了,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

“李、杨不和的核心问题是,有关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这一突破性的思想,是谁先提出来的”

季承说,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联手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两人最终却反目成仇,形同陌路。

“李、杨不和的核心问题是,有关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这一突破性的思想,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是由谁先提出来的。李政道认为是他一个人独立地先提出来并且有实验的证实,随后杨振宁才参加进来;而杨振宁则认为是他先有了这个想法,说服李政道之后,一同做出的成绩。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不和的内幕是谁首先向外界披露的。换句话说,就是谁首先挑起争论的。”

在《李政道传》中,季承指出宇称不守恒发现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

1956年,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激烈地反对李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季承透露,李政道和杨振宁在署名问题上首先有了争执,他们合作了20多篇有分量的论文,按国际惯例,以姓氏英文字母排序,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但杨振宁却多次以自己的年纪大为由,要求署名排在李政道前面。

僵局

不可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季承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在他们准备参加诺贝尔物理学奖授奖典礼时,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之前领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不同意,杨又去求李夫人秦惠莙。秦对李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对此,季承认为,李夫人识大体,性格忍让。

李、杨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是一种学术内耗

季承认为,在1972年二人相继回国访问后,出现了“只要李政道赞成,杨振宁就反对”的现象,如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曾经有记者问杨振宁有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可能,他明确表示,在其有生之年不再谈论此事,他们之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好。事实上,战火一直蔓延至今。

为了力求平衡,季承同时引用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观点,也不在书中做出结论。他说:“我无意成为李政道的代言人。大家不要以为我和李先生比较熟悉,就偏向他。”

对于李、杨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季承表示深感可惜,认为这是一种学术内耗。

李、杨恩怨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两人在1962年“宣告决裂”。

20年后,杨振宁发表英文文章,宣称当初该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

1986年,李政道也用英文文章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1988年杨振宁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杨振宁文集》,把“李、杨恩怨”推入中国内地。

2002年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学术界很大震惊。

对话季承:

李、杨曾有言和机会

记者:李政道对于您重提当年恩怨有什么看法?

季承:他多次跟我说过,他是很不愿意的,他认为这种吵架很不体面,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他非常勉为其难,不愿意重新提这件事情。他表示过想与杨老重修旧好,他不拒绝,能和好是好事。他有过一些行动,也主动过,但是没有成功。

具体的一件事是,1997年,杨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李先生送了花篮去祝贺,并且亲自参加了会议,到了会场后,见到了杨振宁,好像他们两个人就要握手了,这时不知一个什么人在中间一搅和,就把这件事情冲散了。

记者:关于李、杨之争方面,您写的李政道传记与杨振宁以往的传记有何不同?

季承:在我看来,江才健写的传记是替杨振宁讲话的。当然,他要是看了我写的这本传记,可能会认为我偏袒李政道。要是读者认为我偏袒李老,对这一点我无所谓。谁是谁非,由公众自己去判断。即便是我说了,也不算数。大家心照不宣,达成共识就行了。

“我们家的故事”

“我的家庭是一个悲剧”

谈到是否会为自己的父亲季羡林写传记,季承很快予以否认,不过他说,接下来将出版一本新书,专门讲“我们家的故事”,故事从上个世纪初季羡林自乡下到济南去读书开始,同时澄清一些以往公众不清楚的历史,包括父子恩怨。

与父亲只是朋友关系

目前季承膝下有一岁多的幼儿,他对其疼爱有加。与自己当年父亲缺位,无法体会父爱形成对比。季羡林在儿子只有三个月的时候赴德留学,与家人一别11载,季承由母亲一手带大。2008年年底,在与季老13年决裂之后,他第一次去医院探望父亲,也带着当时三个月大的儿子一起去,对季老说:“你走的时候,我就只有这么大。”

“父亲在我的生活里是比较特别的‘事物’。小时候人家的小孩老说我爸爸怎样怎样,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爸爸。见到他时也没有天然的亲切感,很生疏,很陌生。”季承说,从道义上,父亲保持了家庭的完整,在内心感情中,却有很大的隔膜。

与父亲的疏离,也与之后的时空阻隔相关。1946年至1952年,季承与母亲、祖母一起,住在老家济南,期间父亲在北大教书,极少接触。即使1952年季承考到北京读书,也因为路途的原因而相处不多。

“我和姐姐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之间都是朋友式的谈话,没有父子、父女感情的表现。我们谈的是阶级斗争、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谈心,好像我们之间不是父子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朋友关系。”

父亲母亲没有夫妻感情

季羡林在德国有过一段异国苦恋,随着1946年回国成为永远的追忆,他曾专门撰文纪念这个爱情故事。季承说:“我们对父亲留德期间的生活也有过一些谈论,小时候很多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爸爸快回来了,你小心点,他给你带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女人回来。’不过,也没见他带回来。”

如今,季承已经能够理解父亲当时的痛苦:“他对现实是有妥协的,内心有很大的矛盾,要克制各方面的感情。”

“我的家庭是一个悲剧。”季承说,“与我母亲的包办婚姻,他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勇气解除婚姻,所以一直维持着。有一段时间,表面看来是一派家庭和睦的景象,其实家庭关系并不是很和谐。即使1962年母亲到了北京居住,他们也是分居的。

当时北大的师生很热心,给他布置房间,开始买了双人床,他不要,非要买单人床。虽然西方有这样的习惯,夫妻各自睡一张床,但那是同一个房间。他一个人睡在房间里,我妈妈睡在客厅里。这是很奇怪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看到,表面他们是夫妻,但并没有夫妻的感情。”

直至1962年,季承与姐姐将祖母、母亲接到北京,全家才实现了团聚。“父亲不太情意,他宁愿一个人,不想让我母亲来。他习惯一个人。”

13年决裂因父亲意气发作

1995年与父亲正式决裂,在季承看来是当时季老的意气发作,“那几年,父亲有一股意气,突然对过去的不满之事表现出一些作为来。积聚了一辈子的压抑,他想要释放。他认为我只孝顺母亲,不孝顺他……”

他说:“后来父亲后悔了,写了很多文章,讲到‘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对于如何看待自己的父亲,季承略作思考后说:“他的成就肯定没问题,人品也是够得上很好的。从历史角度,每个人都不是一面的,有其两面性,有其伟大的一面,也有其薄弱的一面;有其顺利的一面,也有其坎坷的一面。人都是很复杂的。”

在季羡林离世前的大半年中,沸沸扬扬的藏画被盗、遗产之争令人瞠目。“他当时感觉自己给孤立、封闭起来了,他也无能为力。”

季承表示,关于遗产的问题,季老已给他写了书面委托书,但只有交代,却来不及落实。“与北大的交涉正在进行中,不是很理想。我会用十分的忍耐来对待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