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清将军图片 永远的“八一五” 老红军老将军回眸抗战胜利时刻(组图)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初八。”对于89岁的李水清将军来说,61年前的“八一五”和70年前的长征会师那天一样,是与生命同样重要的日子。
为了这个令中华民族含泪欢笑的日子,李水清和他的长征战友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民族独立,那是我们自打当红军就有的理想。”
参加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老红军袁林还记得,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3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抗日宣言;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还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已被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月,“抗日先遣队”红7军团突围北上……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四支红色大军纵横6.5万里的长征,更是一路高举着抗日旗帜的战略转移。
“向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93岁的袁林说,“北上抗日,一直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支撑着红军将士用双脚走到了陕北,挺进到抗日前线。
“第一仗,我们就给了鬼子一个下马威。”当年吹响平型关战斗进攻号的老红军强勇回忆,“激战一天,歼敌1000多人,缴获的呢子大衣,够全师每人一件。”
在1937年9月的这场战斗中,李水清中弹负伤。但这位八路军营教导员没有退出战斗,而是捂着流血的肚子继续冲锋。
“就是死,也要头朝前倒下!”面对甚嚣尘上的“亡国论”,李水清和战友们决心要打好出师第一仗,“打出红军的威风”。
平型关一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这一战绩的八路军115师,是两个月前由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1军团为主改编的。
10月18日,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500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如同这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团长用仅剩的左手端着枪冲在最前,拉也拉不住。”提起那次难忘的战斗,老红军夏精才首先想到的,就是长征中失去一条右臂的贺炳炎。
一天之后,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致电延安:“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将士对贵军表示敬意。”
129师的前身,是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
“英雄八路好儿郎,雁门关下摆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全烧光。”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这些战斗当时便被广为传唱,其意义并不单是战果的丰硕,而在于对日军嚣张气焰的迎头痛击和对全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极大鼓舞。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又遭受了西路军蒙难巨大损失的部队,人数不足4万,不少士兵甚至还没有一支枪。
然而,日军忽视了这是一批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长征锤炼的人,忽视了这是一批为了民族的利益舍得豁出性命的人。
“长征中,红军平均日行军74里,走365里才休整一次,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经受了中外军事史上从没有过的考验。”军事科学院徐占权研究员说,到达陕北仅两个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重大方针定了下来,显示出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磊落胸怀和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几仗下来,老鬼子就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了。”夏精才回忆,从南方长征过来的红军多数有戴斗笠的习惯,没想到这竟成了令鬼子惧怕的标志。
当华北正面战场以失利告终,整师整团的国民党军队潮水般溃退时,193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敌人后方去!
面对骄横的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迎头而上。
新四军,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而成。虽然这1万名红色健儿没有经历长征。但经过3年残酷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意志与毅力,与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一样,产生了巨大飞跃。
“1938年2月,我们和鬼子首次遭遇,便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回忆新四军出师第一仗——韦岗之战,曾任陈毅警卫员的邹志成老人说,“这一仗震动了苏南,此前沦陷半年多了,在这里还没有人敢和日军交锋。”
一年之后的11月7日,曾率部飞夺泸定桥、抢占天险腊子口的长征路上先锋团政委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1500余人。有着“武将之模范”之称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死在了八路军的枪炮下。
“黄土岭成了侵略者的伤心地。”亲历了这场战斗的老红军史进前将军说,“日本报纸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的大衣,被当作战利品奖励给了屡建奇功的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戴老回忆,他们那支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电台分队,抗战时期继续发挥了“灯笼”的作用。
“到堡垒密集的敌后作战,完全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焕章说,正是八路军、新四军这种超常的勇气和胆略,使日军两面受敌,处境一落千丈。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伪军90%以上。
每一面胜利的旗帜上,都浸透着抗日将士的鲜血。
1942年5月25日,日军重兵包围了位于山西辽县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以身殉国,年仅38岁。
敌后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伤亡60余万人,多少在长征路上幸存下来的红军将士,又倒在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征途上。
“他是为了大家牺牲的。”86岁的老红军陈利财,当时是左权的警卫员。回忆起将军牺牲的那一幕,老人流着泪说:“他一直等到最后才撤,突围时又冲在最前面……”
这位长征路上的红1军团参谋长,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介绍左权入党的周恩来悲愤地写道:“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
从华北到华中、华南,复仇的烈火越烧越旺。从长征路上、从南方丛林中走出来的红军将士越战越强,成了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战,共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建立了遍及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早就习惯了在缺枪少弹、缺吃少穿的恶劣条件下打仗,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中生存。”谈到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余万、民兵260余万、自卫队1200余万的史实,不止一次在日军“铁壁合围”中化险为夷的老将军曾思玉自豪地说,“抗战爆发后,连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一片群众……”
见证过敌后战场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手记里这样描写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为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从艰苦长征到浴血抗战,勇于战斗的无畏精神像血液在这支红色队伍中流淌;从普通官兵到总司令,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空前迸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生命,终于在1945年的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际化作了彩虹。
仅仅过了4年零两个月,领导了长征的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一个崭新共和国的诞生。在他的身后,是从长征路上走出的一代战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
已成为共和国师长的李水清,在开国大典中率领从南昌城头、从井冈山上一路走来的12个步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这是这支红色大军第一次走过这块举世瞩目的地方。
这一天,距李水清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14年11个月又9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