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陆定一告戒子女不要去当官
父亲陆定一1996年5月9日去世,终年九十岁。中央授予他“伟大的”称号。是家乡江苏省三个被授予“伟大”称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十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十三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十三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有些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允许,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被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二百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也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
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的政治理念。又是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着笑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呀!”
当前,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已达65%以上,解决全国就业人口的75%,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1/3以上的劳动力,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之后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之际,又撰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十三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一些报纸杂志,在转载陆定一的反思时这样评论:“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说的话!”“陆定一是一位善于反思敢于否定自己的共产党人。这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一个‘由我负全责’!有些人一旦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就像套上了‘光环’,批评不得,一贯正确。看看陆定一的反思文章,才知为什么共产党是个战无不胜的党。”
父亲是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八十岁的父亲一次与领导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那位领导说:《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他不信,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于是,他惊讶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就“观止”了。我自己也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要给弟弟陆健健买辆自行车,父母两个打赌谁输谁出钱。结果妈妈挑出的一篇古文,被父亲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结果妈妈输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记得斯特朗女士去中南海拜会陆定一,组织上专门选派了一位女翻译陪她来,父亲发现此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叫翻译到一旁喝茶,父亲与斯特朗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到洛阳玻璃厂,看到大块的平板玻璃在流水线上被大量破损,十分可惜,回京后他向该厂写去一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他的演算,他建议在流水线上要缩小滚轴的间距,这样玻璃板在冷却变形时被相对抬高,就不会在传送中因撞击滚轴而破碎了。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功底深厚,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院士赞叹地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没见过。”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