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操曹聚仁 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
1956年7月16日,北京。下午四点左右,一辆蓝色的“华沙”牌轿车载着我和父母三人直奔颐和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已经在门口等着,他同我父亲曹聚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晚上,我和妈妈回城里去了,父亲和邵老留在了颐和园。
牵线“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从父亲的文章当中才知道,那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邵老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父亲问周恩来,早先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有关内容,父亲以《颐和园一席谈》为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刊出,这应该是北京第一次公开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而那一天,快满九周岁的我,无意中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见证人。
从1956年到1959年,父亲多次往返香港与北京,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多处记载,第一条就是:“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那时,父亲已经到了北京,我和妈妈也从上海前来。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赴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母亲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泽东接见了他。”
为毛泽东传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我父亲,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提及这段历史,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说:“毛泽东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泽东讲(这是)政治性‘试探气球’。
”“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泽东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三十年后,我在香港遇到了当年主理《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的郭旭先生。他说他接到我父亲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稿电报,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决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这个名字发表。后来我又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多年前由《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而成)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它们都把这篇独家报道作为报史中的重要一页。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
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当时表示,“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而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表露出来的。
两岸“密使”的遗憾
1959年夏,父亲再次到达北京,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缠身于庐山无法如期返回,中央决定先让曹聚仁到处走走看看。结果,父亲这次北行前后长达四个月,去了东北,又去武汉看了第一座长江大桥。时间远超先前各次。
这次之后,父亲没有再到北京,但他在两岸间的事情并没有停下,只是方式有些变化。早几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台湾一些朋友都告诉我们,台湾日月潭畔的涵碧楼有记载说,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见过蒋氏父子。只是,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记载源自何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在香港日子越过越艰难,有好几年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仍然自视如波兰作家显克微兹笔下的“灯台守”,等待又等待。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父亲在家信中也隐约透露出一种新的乐观情绪,不幸没多久,1972年夏他病逝于澳门。我从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赶去,却只能在追悼会上见到父亲的遗容。我们家人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大陆,现葬在上海近郊的福寿园墓地。
2005年5月14日,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采访了原中台办主任杨斯德。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两岸关系,杨斯德说:“我们那时主要是和‘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打交道,中间的‘牵线人’包括章士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曹聚仁也是我们的联络人之一。”
父亲能够成为两岸之间的“密使”,与他抗战之初走出书斋“带笔从戎”直接相关。他作为“中央社”战地记者穿行东南战线,结识国共双方不少高层人物。尤其是蒋经国到赣南主政,邀我父亲帮他重振《正气日报》,其间过从甚密。
1950年父亲移居香港,处在国共交锋的夹缝中,但他始终相信双方仍有机会重新携手合作,就像夫妻那样“床头打架床尾和”。终于,如“痴汉等婆娘”般,他等到了为此奔走效力的机会,付出了整整十六年的心血,最后还是如陆放翁般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憾。
父亲没看到的,我看到了
父亲去世时,台海两岸高度敌对,壁垒分明。而二十年后,当我作为香港《亚洲周刊》记者踏上台湾土地时,那道海峡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但我见证的却是国民党的蜕变。李登辉的当权,造成了两岸之间的新危机。在《亚洲周刊》(属香港《明报》集团)上,我们率先讨伐李登辉对司马辽太郎发表“台独”倾向言论,详细报道浙江“千岛湖事件”的真实内情,明确反对美国航空母舰重临台海——也发出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可能上台的警告。
记得有一天,《明报》集团主管编务的高信疆先生告诉我,台湾方面对我的一些评论很有看法,但他又表示“事情本来就如此”,完全支持我的见解
1998年我加入香港凤凰卫视后,立即开始对台湾政局剧变作持续报道和评论,不断往返于台港之间。2000年3月18日,我们在台北现场直播了选举过程。国民党当时的下台虽在意料之中,但民进党和陈水扁的当选仍然令人震惊。特别是两岸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冲击,立即成为最大的悬疑。那些日子中,如何准确报道和分析台湾局势演变,压力空前。
这年的5月20日,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直播陈水扁宣誓就职。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八年之后民进党溃不成军,国民党重新上台。实际上,我在一次次赴台湾采访中,越来越感觉到多数台湾民众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强烈意愿。尤其是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第三次国共合作就此实现。宋楚瑜回到他湘潭老家那一刻,感慨中紧拉我手,抱在一起。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以压倒优势胜出。这天晚上,我感到台湾民众已经把“台独”变成死路,未来两岸必然走向利益的融合。同父亲一样,我也见证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