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散文 【上党文化】《平凡的世界》编剧葛水平:我与路遥的跨时空合作!

如果没有那样的童年就不会有后来的路遥。尊重一个人后来的声名,首先要关注一个人的成长,其次是关注一个人的故乡。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见证。别处的青山绿水,因为是别处,没有这个人的足迹。

故乡 构筑了路遥生命的大后方

《平凡的世界》改编,要追溯到2011年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魏心宏老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改编《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他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作家,具备了改编这部作品的首要条件,而且晋陕就隔着一条黄河,古有秦晋之好。

”6月份,制片方单兰平女士从上海来长治,我们见面,聊得很投缘。单兰平说:“在电视剧市场激烈争夺的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去争取收视率,但同时也必须是一部有品相的大气之作。很有可能在某个局部或者细节或者情节必须在审美上作个取舍的时候,我主张坚持有品相和大气的作品。”我们最后达成了共识。

老实说,因为有了《平凡的世界》,我内心对路遥先生充满了景仰。每当我回想起这部作品的时候,黄土高原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土窑,纵横交错的山峁沟梁,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就会浮现在脑海。沟道里的每一棵野草,峁梁上的每一片野枣丛都是那样熟悉,还有裹着羊肚手巾披着羊皮袄的汉子,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的推磨女人……这里也是我祖辈生活的故乡,这些人也就是我的父母叔婶。

一条黄河与一曲信天游,超越了地理的命名,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共同的故乡。

我所有的情怀都仰仗它的浸润,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在这里呼吸。虽然我深知,改编一部作品,其实比独立创作难度更大。个人创作,就是个人技能与水平的发挥,但改编作品,就需要改编者和原作者的默契配合和心领神会。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原作者一次跨时空的合作。我们共同的情怀,给了我改编这部作品的最大冲动。

这中间我用大量时间重读《平凡的世界》。我感到路遥的悲凉不是放在文字中的,尽管文字中平凡的世界充满了酸涩和磨难,对于生存,人意味着什么呢?路遥的一生是坎坷的,整个社会一路发展过来是起伏跌宕的,人在社会中像微尘一样,没办法,光阴就这样把一个荒凉贫瘠的社会甩给了一代人。

但是,路遥用文字改变人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不再显得奋斗与梦想遥不可及。如他的作品中所说“天下终归是识字人的天下”。作品中有他对普通底层努力活着的人的敬畏和疼爱,这也让我想起了我贫穷的故乡,当一部黄色的吉普车开进乡村的土路时,我们追逐着它屁股后的尘土高声喊着 “吉普,吉普”,满头满脸的黄尘,童声叫响了山外的梦想。

黄土地上的人事,没有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那些走过的日子是热闹的,也是真诚的。

而整个世界的荒凉、一地的枯枝败叶,让你看不到无血无泪的断裂,他们就那样走过来了。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活着。那些人事都太实际,实际得识别不了超出脚步三里以外的地方。贫瘠中的热闹,穷又扎不下根,对那个渐渐远离的世界,是一代人挣扎过的原乡,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许多读者会明白路遥对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和感情。

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初的实践者

《平凡的世界》展开时间是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路遥经见了这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观念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十年。《平凡的世界》所再现的环境,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极具典型性。

中国农村当时经历了土地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和冲击。路遥把小说人物搁置在这样的环境里,以时代和环境影响人的命运,以人的命运透视人的心灵。小说中有一条线是写官场的,从省级领导、地区领导、县级领导、公社领导一直到村级领导。路遥通过这些笔墨,力图再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中的一个最核心部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平凡的世界》的世界里,如果说孙少安、王满银等人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初的实践者,那么田福军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最初的决策者,他们有着与农民紧紧相连的血缘之痛,有着对国家落后贫困的情感之伤。

虽然经历动乱时代的他们依然心有余悸,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案头上的每一个决定,都面临着失去个人前程,甚至断送身家性命的雷区,这样的险境是今人很难体察和理解的。

像田福军这样一批领导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存留时间并不长,但正是他们的承前启后,决定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命运,值得铭记,值得缅怀。

路遥所写的双水村的两个政治人物,书记田福堂、孙玉亭刻画还是成功的。尤其是孙玉亭,把他当年勒紧裤带闹革命以及后来政治的淡化后的那种失落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田福堂这个人物,初期刻画也是很成功的。但小说后面说他进城当了包工头,之后失落的原因是因为有气管炎,身体不行了。

我觉得没有抓住人物命运的要害,田福堂内心最终的失落,不是他身体的原因,而是他观念的问题。试想,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在经济转型期当了包工头,他平时的“思想觉悟”,没办法适应转型后包工头走后门、送回扣的那一套模式,最终他的内心冲突,是他多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而不能简单地处理成身体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最先搞活流通、把商品带回农村的是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还有金家的大儿子金富。

这组人物应该有代表性的。但小说把金富处理成一个“三只手”,把王满银处理成一个 “二流子”,削弱了那个时代所应表现的内涵。比如,王满银在计划经济时期就知道顺手贩卖 “老鼠药”赚钱(并且还兑了一半假老鼠药)。

社会经济一旦搞活了,一定会给这种人一个施展身手的机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至于他最终落在一个什么结局上,取决于市场经济趋于规范时,他的人品和诚信度。

用生命去感知生活再现时代

路遥对故乡满眼的黄土坡梁和纯朴的乡亲乡情有着浓浓的爱恋,也对故乡摆不脱的愚昧和苦不尽的日子有着深深的哀伤,这种情感的多重交织构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情愫。路遥把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孙少平、高加林等留给了时代,而时代也把它塑造的优秀作家路遥献给了人民。

我想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复苏后的中国文坛,但路遥却不为这些眼花缭乱创作形式所诱惑,而仍然以质朴的语言进行着现实主义的表达。

这种态度,缘于他对故土的爱恋,对生命的尊重,对文学的虔诚。他作品中的人物,印着他走过的足迹,流着他体内的热血,装着他心底的情怀,揣着他怀中的梦想。我们可以把路遥和他作品中的孙少平、高加林做一比照:路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生在黄土高原上一个贫困农家的土窑里,沟壑纵横的贫瘠山村就是他成长的地方,而孙少平、高加林等人同样生长在这样一个农家,这样一个农村;路遥7岁时被过继给延川县大伯家,而他作品的故事也总离不开这种叔伯情谊;路遥曾在延川县立中学读过书,孙少平和高加林也在县立中学读过书;路遥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并做过一年农村小学的教师,而孙少平、高加林也曾在县立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并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路遥的初恋情人是北京女知青,而孙少平、高加林的恋爱对象也都有城里的姑娘……所以说,路遥是动用自己生命情感的全部体验在写作,他是用渗透在骨髓里的那份真,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爱,在神圣的文学殿堂里举行着庄严的书写仪式。

同时我想说的是路遥那个时代,在中国的“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和全民族的渴望都是相对“单纯”的,也是十分真诚的,与孙少平、高加林等人的个人渴望一样,就是改变命运,摆脱贫困,满足温饱,进而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真诚的时代遇到了真诚的路遥,或者说真诚的路遥恰逢了真诚的时代,这种高度一致,让时代把“杰出”给了路遥,把“伟大”给了路遥。

反观当今,比照当下,许多作家和剧作家把文学视为开心娱乐的玩物,抗日神剧、谍战神剧等等各种神剧频繁出现,一大批雷人剧情、狗血剧情的小说和电视剧正在争夺阵地、抢夺荧屏。因此,我们当今最需要的就是路遥,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真诚,对文学的虔敬。这,就是我改编《平凡的世界》的最大动力。(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