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老公 古老的图案:常沙娜与敦煌
“1943年的秋天,我们开着卡车离开重庆,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觉得苦,只是好玩,沿途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母亲不习惯一路的颠簸和越走越寒凉的天气,父亲不断安抚着母亲的情绪。
”常沙娜这样对我讲述。到了兰州之后,全家做了简单的休整。“父亲带着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找到教堂来做祷告,让她心情平稳,又动员她能够改变之前在法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再描眉化妆,把高跟鞋换成毡靴,原先款式时髦的旗袍也改换成朴素的棉袍。
由敦煌县去莫高窟只有25公里,父亲找来一辆牛车,轮子和我当时的身高一样,走了3个小时才到达莫高窟。”当天的晚餐常沙娜记忆犹新。
“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厚面片。父亲说,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以后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我们全家在中寺住下,其实就是一间空无一物的土房子。母亲手很巧,很快就归置好物品,又挂起一个咖啡色的布帘隔出两个空间。在一张行军床上我迷迷糊糊地睡下,夜里九层楼檐角下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飘荡到耳边。”
1959年,经过常书鸿带领工作人员的整理和保护,莫高窟呈现出新的面貌:张大千的编号有不便之处,重新按照“之”字形来编排的洞窟,已经编号到第465个,并且随着1948年开始的洞窟维修工作的推进,新的洞窟还在不断发现;在洞窟编号的基础上,塑像编号于1957年完成,统计出莫高窟共有塑像2415尊。
曾经王道士为了洞窟之间穿行方便打通的甬道陆续被封死,沟通洞窟之间颓圮不堪的栈道得到了加固和修整。千米的防沙墙修建起来,吃草的牲口也被挡在了墙外。
围墙之内,又种上了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等蔬菜和作物。临摹一直在同时进行,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力设备有限,规模和收获都不大。1954年文化部专款为研究所购置了一台发电机,使得美术组的人员在夜晚也可以工作。
常书鸿在自传中这样动情地描述:“电工规定下午18时发电……忽然,从中寺经过古汉桥,所有电灯同时发出晶亮的光芒,使千余年的石窟内壁画和彩塑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的光辉。
在这莫高窟具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我激动地从这个洞子跑到那个洞子。在有灯光的洞窟,我都停下来看看色彩斑斓的壁画,还要看一看模糊不清的漫漶的壁画题记。最后,我走进一个照耀得如白昼的洞窟中,看望在高架上临摹的欧阳琳。我注意到她那双因长期在暗黑的洞中工作而损坏的眼睛,此时被强烈的灯光所照耀,有些张不开地望着我,两眼在闪动……只见在她微笑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这是幸福与激动的泪水。”
常沙娜、李绵璐和黄能馥到达敦煌时正是夏季,也是对于临摹来讲最好的季节。“太阳早晨5点从三危山中升出来,一直到晚上22点,才会从鸣沙山背后落下去。在天光最久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有17个小时。那时的石窟都没有安装铝合金的保护门,壁画前也没有玻璃屏障,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不用电灯也能看清壁画和塑像。
白天我们会在洞窟里,尽量多地用笔在开本上勾勒出图案的线条,旁边标注出颜色,晚上在屋子里上色,在大多数的图案旁都完整绘制了身着此图案衣着的人像或神像。
”常沙娜回忆说。难得的是,当时的莫高窟还没有游客,所有的洞窟全部都向这些以研究为目的来做临摹的人开放。洞窟保存了十六国、南北朝时的北魏、西魏和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佛像、壁画和彩塑,在三人留下的手稿中,10个朝代的服饰图案全部有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