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经济哲学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2016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究班”。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参与授课的15位著名学者的讲义,结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讲》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政治二字。在西方古典传统中,政治是一个不同于,也是高于伦理的领域,伦理领域是由家庭和“家计”构成的,在希腊,正如“理想国”与“共和国”其实是一个词一样,“家计”与后来的“经济”“家计学”与“经济学”也是一个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如果说家庭与家计的目标就是“生活”,那么,政治的目标则是“优良的生活”。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要害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以“生计”和“谋生”的合法性,取代了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合法性。马克思指出:经济活动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他用“自由人的联合”来超越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重建被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所摧毁的“政治领域”和“政治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是在资本日益确立起统治地位的形势下,重写了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马克思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厦。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讲》中,张宇、胡钧等教授严谨地梳理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视野,不是一个企业,不是抽象的交换领域,而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的交往方式,是城邦、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交往方式。

商品交换只是人类交往方式的一种,而以简单的商品交换来取代共同体中的人们的交往,这种视野和抱负不仅是十分狭窄的,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来代替自由人的联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一个创造和重建新的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波澜壮阔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作用,就表现在以人类解放的思想,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组织为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造成了人民对于政治的广泛参与,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由中国人民所支配的资源和资本等要素供给体系,并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要求体系下,发展商品经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不仅是寻求富强、发展经济的过程,更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伟大历程,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经济不是对立的,新中国的前后三十年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对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性、地方竞争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是,正如林岗、陈享光教授在他们的讲义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始终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源和资本领域里的垄断压力,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要打破资源和资本的国际垄断,这不是靠市场竞争能够解决的。

不断加强中国在能源转化、科技创新和金融领域中的能力,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刘伟教授认为,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有效的分析,而从西方经济学的“转轨理论”,是无法分析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批判性、实践性、创新性。顾海良教授、程恩富教授在讲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一般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揭发和正视一般经济学所回避、掩盖的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的各种复杂后果,并不断探索和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划分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硬性区分开来,无论这种划分与区隔处于怎样的考虑,它都难以避免如下困惑: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产生的,它全面地继承了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思想的深刻传统,尖锐地批判和反思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脱离政治、取消政治的弊端,既是对西方思想的革命,也是重建。

而在今天,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脱离政治、“去政治化”的趋势,都是鲜明地存在着的,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政治的终结”,还不如说是历史的倒退。

第二,由于这种区隔,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被从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分离出来,而这造成的问题就更大,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伟大的《资本论》的作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经济分析谈马克思主义,容易沦为游谈无根甚至“空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由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合作撰写的著作的出版,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将极大地拓宽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把狭窄的“企业家的经济学”,提升为中国的、人民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