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不满 蒋多多 我就是对高考制度不满
“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这是河南南阳八中的高考考生蒋多多,在数学考卷上写下的“抗议书”。
她的目的,就是想得零分。她想做什么? 2006年6月7日,河南南阳八中女生蒋多多,像许多高三生一样坐进高考考场。这一场是考数学,但还没开始答题监考老师就盯上了她。 老师走过来拿起她的身份证,“我当时特别紧张,怕他们不让我考试了”。
蒋多多根本不是来答题的。 “你这是在说胡话” 为了能够判零分,她故意用黑蓝双色笔在试卷上写上,“现在有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我向教育部门建议,不要让学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问题……”她还写,“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考试快结束时,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问她: “你这是在写什么?” “我对于高考制度的一些看法。
” “你这是在说胡话。” 这个瘦弱黝黑的小女生回答说:“这代表教育制度的改革。” 听完这句话,老师放下试卷说,“那你写吧。
” 蒋多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不答题,他们觉得我很可笑。” 就像这样,之前的语文,之后的英语和文科综合,四科试卷的卷面都被蒋多多拿来抨击当前的高考制度,她还故意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在密封线之外。
“现在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高考,我的想法如果是仅仅说几句话肯定没什么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铃声响起,高考结束。多多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考场。有人问她考得怎样,她说不好。回到家,妈妈也问她,她也说不太好。
她在班上的排名已经是后十几名了,而高一的时候她还是班上前二三十名的学生。 记者问她,是故意从优生变为差生的吗?“有一点吧。” “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南阳八中是一所市重点中学,实行封闭式管理。
“老师太负责任,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 高一高二时,学生们两周放出去一次。到了高三,就变成一个月一次了。
早自习就是上课,一三五语文,二四六英语。“早上记忆力好,所以就拿来背书。”然后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晚自习,天天如此。记者问多多晚自习上到几点结束,她说不知道,“反正有铃声,铃响了就结束了”。
“我们村上考上高中的就没几个,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初中时候的蒋多多成绩还不错,刚上高一时,她也像许多背负着家庭希望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听课学习,成绩中等。但是高二的时候,她开始沉迷于写作。
她的课余时间全花在写作上了,没钱买稿纸,就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空白的地方写。 她写了中篇小说《睡美人复仇记》,“有关台湾统一的,就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本来很相爱,但后来由于一些小事他们各自的地区引发战争。
当然地名是虚构的。不过最后一段写了,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像上面所写的一样。”还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网中人》等。这样的本子有20多本,共计100余万字。
小说创作不断增长的同时,蒋多多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她对于高考的抗拒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潜能,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对有些同学来说完全是在压制他们,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下,根本就没时间、没机会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 抱有如此想法的多多对高考产生不屑,“我根本看不起那些优等生,他们都是死学。”她感兴趣的只有语文课,因为自己作文写得好,老师对她印象也不错。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她的语文老师,老师开导她,听她质疑高考制度。“老师他也觉得目前的制度不合理,但是那些都是课下。而课上他就是为了高考去上课的。”数学课在她看来没什么大的用处,“听也听不懂,对老师也没什么感觉”。
多多说写作只是她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她还想学影视表演。她和父母商量,“他们说我太内向,不适合学表演,其实主要是没钱,听说学费挺高的”。她和他们争吵起来,但是马上又沉默了。“我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相反的。
” 多多和父母之间的交流常常是以这样无声的方式结束,“主要是没钱”,多多又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其实影视里有很多角色,并不都是外向的人,也有为内向的人准备的。”她也想过退学,结果自然是遭到大人的反对。
就这样,多多继续在学校里等待高考,“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学不了表演,也退不了学,多多对高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考试前一两个星期,她忽然想到了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关注的方式――就是在高考中违规,在试卷上写上她认为考试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有这个想法以后,并不敢太坚定,最主要还是想该怎么向父母交代。”但是慢慢的,她的想法坚定了下来,“因为这个考试制度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便去做了。
“我不后悔。” “我已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 6月12日上午,多多来到学校,那天是填志愿的日子。她到了学校才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没去。老师说觉得自己考得好就去拿志愿表,多多看着身边都是她“根本就瞧不起”的优等生,她也不敢去拿表,怕老师问这问那的。
但是,“总不能白跑一趟”,于是她就让同寝室的同学给她拿了一张。她拿出笔,在志愿表本一栏上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二栏上填了“华侨大学”。
填完“填了也没用”的志愿之后,蒋多多坐上了下午去郑州的火车,她和父母说去同学家,带了些衣服和一两百块攒下的零花钱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喜欢山东”,她又在郑州转车去了山东。凌晨一点多,她在荷泽下了车,在车站等天亮。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当时心里挺烦的”。天亮以后,她就一个人在荷泽的街上随便走走转转,在“环境特别美”的荷泽转了半天,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她又坐火车回到了郑州,在郑州姐姐同学宿舍呆了两天又回到南阳。
她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在南阳找起了工作。看见电线杆上的招工小广告就打电话过去。“我本来以为就是直接招的,谁知道是中介,还要钱。”她又看见酒店门口贴着“招聘服务员”,就走了进去。
人家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六、羸弱消瘦的小女生,“说太小了”,不要。她在亲戚家住了两天,觉得很不自在受拘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但是,她这样在南阳市里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找工作真难”。
26日,同学带着她去网吧上网,她不会上,同学帮她查了成绩,114分。有些意外,因为并没有出现她所希望的各科零分,而按规定,用双色笔答题的都应判零分。
“那些应该是选择题拿的分,时间太充足了,所以我做了选择题。”在前两天,在被叫到学校去的路上,她还想着肯定是学校知道了高考违纪的事。“当时还以为是上面看到我写在试卷上的建议后比较重视,找我谈话呢。
”到了学校,才知道是让她在“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班主任告诉她,因为用两色笔答题,她“文科综合”被判为零分了。 没有得到意料中的各科零分,也没有什么教育部门对她在试卷上写的那些话做出反应,她设想中的社会反响和考试改革并没有发生。
19岁的多多继续在南阳街头兜兜转转,一心一意要找一份假期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她就坐在南阳师范学院的教室里,前后座都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多多第一次买了本《小说月报》,“其中最好看的一篇叫《我们能拯救谁》”。她听见身边的学生在讨论工作,“他们在议论为了赚钱而去工作,很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