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代表作 彼得·盖伊的代表作几乎十年一变

早报综合报道 5月12日,美国犹太裔史学家彼得·盖伊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91岁。

这位学者在他的一生之中笔耕不辍,且涉猎颇广。在他的二十多本专著中,彼得·盖伊讨论过启蒙时代、魏玛文化、资产阶级的兴起、弗洛伊德等等,今年初,他以91岁高龄还出版了一本新书《浪漫派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

彼得·盖伊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先后担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海外研究员、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人等,并于1984年荣任耶鲁大学的史特林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之一。他的部分作品也曾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比如刚刚由世纪文景出版的《启蒙时代》上卷。

进入历史系“就像回家”

盖伊1923年6月20日出生于柏林,犹太人的身份使他青年时代在纳粹德国深受迫害。1938年盖伊被迫离开学校,第二年在美国亲戚的帮助下,乘上了去往哈瓦那的最后一班轮船。在那里,他上商科学校,并自学英语。他们一家最终在1941年得以入境美国,定居丹佛。

如果说,少年时期受到父亲无神论的熏陶,让盖伊从心底成为启蒙思想的服膺者,青年时期在纳粹德国所遭受的种族迫害、所经历的“非理性的胜利”,更使他坚定了世界主义的信念。

一到美国,他就全身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盖伊的第一份教职是公共法律和行政。1952年,盖伊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这本书收获不少好评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奖项,但盖伊却并未获得应有的回报,“尽管我有这些学术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们,却很少愿意从底下的精英年轻学者中(当时这些年轻学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

最后,这些老教授凭着他们的智慧,决定让一位年轻学者得到升迁机会,而我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任教八年后,盖伊转至历史系工作,他把这次工作上的转变称为人生中继逃离德国之后的第二次“放逐”—离开德国使他摆脱了生活中的压迫,而转入自己热爱的研究学科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事业上的这种转变,对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样。”

进入历史系后,彼得·盖伊陆续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为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几乎每十年就一变: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他的代表作是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启蒙时代》;到了1990年代,五卷本巨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问世,这五册关于19世纪布尔乔亚阶级文化经验的史作,则被人称道为是一部需要“一位拥有十足的勇气和广阔知识的当代史学家”,以其“取用不竭的精力、耐心和奕奕之精神”来完成这个“庞大且令人感到兴奋的、有野心的计划”、“重要的历史书写工程”。

而在结束了45年的教学生涯之后,他又在耶鲁大学写作《我的德国问题》;退休后创作了《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及其他人》。他的全部作品达25本之多,且多是大部头。

《启蒙时代》

是其最重要作品之一

彼得·盖伊是一位既受学界肯定,又受读者欢迎的历史学家,然而他的作品被译介进入中国,却是21世纪之后的事情。他两卷本的《启蒙时代》今年刚刚由世纪文景出版上卷,这一著作是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的经典之作,被认为是20世纪对启蒙运动作出整体性诠释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该书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启蒙时代》迟迟未被引入中国的原因与中国对西方思想接受的特殊顺序有关,“在被称作"新启蒙时代"的中国1980年代,大家关注的并不是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而是20世纪的新思想、新理论。

当时国门刚刚打开,这些"新东西"以压缩的方式蜂拥而入,人们应接不暇。这种情况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至进入新世纪,学界发现,我们还需要做很多追溯性工作,从而有了一股大规模译介西方传统经典和阐释作品的潮流。”

因为有躲避纳粹迫害而逃难美国的经历,盖伊从少年时就服膺启蒙思想,在《启蒙时代》中,他把启蒙运动放到宏大的西方思想史中考察,从思想史研究进入了社会史研究。在盖伊笔下,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些哲学、思想,更是一场运动,一个历史事件。

此外,在《启蒙时代》中,盖伊“重建”了历史画面,在他的笔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人并不是凭空产生了思想,“他们本身也在试探,也在摸索。”刘北成认为,彼得·盖伊写的是“启蒙思想产生的过程,是哲学家对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回应的过程”。

1930年代,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并不以为然,要么将启蒙运动与极权主义思潮相联系,要么认为自由、民主等立国的精神并不源自古老的旧大陆上发生的这场思想运动。而在查阅了成堆似山的史学资料基础上,盖伊认为当时人们对于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的诸多偏见,值得他用一系列作品加以反驳。

挑战权威、提出“异说”过程中的遭遇并不愉快,但是正是这个过程中受到的质疑和冷落,激发了盖伊的能量,使他坚信自己正循着一条少有人探寻的道路前进,并支撑他投入到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反复探索18世纪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

但盖伊的学术贡献显然不止于此,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前主席余宝林看来,“我们也不能忘记,盖伊教授在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这两个方向的研究。此外,他还著有其他不同主题的作品,诸如关于: 伏尔泰、莫扎特、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殖民地时期美国(colonial America)的新教徒史学家等主题,不胜枚举。

盖伊教授近期关于19世纪的大著,广受好评。而且,其于各著作书末,针对参考书目所写的评介,也都是令人赞赏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