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规矩的内容和影响
利玛窦等所采用的天主教儒学化传教方式,被康熙皇帝命名为“利玛窦规矩”,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在传教过程中通过交结和皈依上层官员、文人学士,奉行上层路线,达到在华传教的最终目的。 利玛窦多次讲道:“假如有一批知识分子或进士、举人、秀才以及官吏等进教,自然可以铲除一般人可能对我们的误会。如果士大夫相信我们,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一般教友更有价值,影响力也大,我设法使知识分子皈依成为教友,对象不是大批民众。” 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和士大
[2]412夫的交往,赢得其信任,从1594年起,利玛窦不仅开始蓄发留须,还由身着僧装改为身穿儒服。他非但接受了中国式礼节、 生活方式,而且放弃了部分西式生活方式。在传教过程中,[2]316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与权贵。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杨庭钰及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受利玛窦等人的影响成为护教论者,有的甚至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2.在传教过程中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识引起中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注意。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实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了引起更多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注意,他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他随身所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他所讲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深深吸引了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教士们所翻译的西学书籍,如《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坤舆万国全图》等深受中国人喜爱,甚至就连利玛窦本人也被中国官员和文人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加以追捧。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在阅读利玛窦编译的书籍之后开始倾慕西方科学,而后又成为天主教信徒的。
3.为了规避天主教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传教士们极力将儒学与天主教撮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补儒”、“合儒”、“超儒”的想法。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面对当时中国的主流儒学文化,对它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成为能否在华真正进行传教的关键。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努力精通中文,刻苦钻研儒学。当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时,他们并没有针锋相对或恪守成规,而是不惜把天主教教义稍微做了些调整和变通,试图最大限度地把天主教和儒家文化会通糅合,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儒学文化的宗教。比如,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二十五言》、《交友论》等著作中,不仅着重从孔孟儒学经典中寻求与基督教教义相似或相通之处,而且利用孔孟儒学思想论证、附会、诠释天主教教义,大胆地用上古典籍中的“上帝”、“天”来对应基督教教义中的“神”和“天主”。
4.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甚至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祀祖、拜孔等礼仪。与很多传教士的观点相反,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祭祀祖先时只是表达了后人对于祖宗先辈的敬意,没有宗教的含义,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所以主张允许中国教徒继续保持祖宗的牌位,在牌位前点香行礼。同时,他认为读书人和官员祀孔是中国的传统,这是为了感谢孔子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他们能得到功名利禄,同样不是宗教性的活动,因而他也允许教徒到孔庙参加祭奠活动。
总之,按照“利玛窦规矩”,传教士们一方面以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谦虚态度借助中国文化固有的阐释结构解释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又从文化外在形式,如服饰、语言的认同和适应,深入到内在哲学思想的调适,从而使天主教得以进入中国社会。
利玛窦规矩的影响
明末清初“利玛窦规矩”所表征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于今天不同文化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第一、相互尊重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必要前提。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