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没错过,2018 欧洲第一口碑片
2018年电影节的大热片,复古气息浓郁。
前不久介绍过的金狮奖获奖影片《罗马》,就是一部黑白电影。
而摘得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影》同样是黑白影调。
在彩色电影成为大主流的今天,抛弃色彩,回归黑白底色,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怀旧,更是艺术家们主动选择的表达方式。
鱼叔今天要说的电影,同样是一部质感十足的黑白新片——
该片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并打败戈达尔、贾樟柯、李沧东等数十位导演的作品,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在刚刚结束欧洲电影奖上,《冷战》一举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五项重量级大奖。
这样一部2018欧洲第一佳作,注定会出现在各大电影媒体、平台年度十佳的榜单里。
事实上,《冷战》是波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执导的第二部黑白电影,也是他的第二部母语(波兰语)电影。
拍摄于5 年前的《修女艾达》,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该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几乎预示他以后的影像风格和叙事风格。
刚刚提到了,帕维乌在戛纳和欧洲电影奖上的获得的两座奖杯都是“最佳导演”,这是对导演个人业务能力的最大肯定,因此这里就很有必要介绍下这个导演独特的影像风格了。
所谓静态影像,当然就是和运动相对咯,运动镜头讲究的就是推拉摇移,顺滑流畅。
像这样:
而静态画面,就是镜头固定不动,主要作用是方便大家截屏做壁纸,比如这样:
说正经的,静态画面对构图的要求很高,但这样刻意凹造型,难免也会被诟病太过追求形式感。
不过,真的很好看啊!
第二个特点是高机位拍摄,字面上理解就是摄像机架得比较高,拍摄对象位于画幅靠下的部分,上部空间留白。
这也是他的电影中主要构图方式。
说是留白,其实留下的是影像的表意空间。
举个例子,《修女艾达》是一部讨论宗教的影片,人被压缩在画幅的下半部分,这正是人与宗教关系的具象化;
而留白的上部空间似乎正象征了笼罩在人头顶的宗教与信仰。
在《冷战》中,这样的拍摄手法同样适用,不过影片不再讨论宗教。
帕维乌电影还有一个标签就是“学院比例”,意思是画幅长宽比为1.37:1。
知识点:因为1932 年美国电影学院委员明确将1.37:1 作为有声电影的标准画幅比例,因此被称作“学院比例”。
这种比例看上去画面就是方的,是老电影常用的比例。
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的视觉效果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大都是宽屏,1.85:1,或者更宽一点2.35:1.
帕维乌采用学院比例其实并非是复古,而是这种比例才能更直观地展现他的“上下半场”构图。
恰恰是因为学院比例比较方正,在画面上下部分做文章,才容易被辨识。
如果换成了宽屏,上下空间看上去被压缩了,区域的划分在视觉上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刚刚讲完形式,接下来,我们来讲故事。
《冷战》这名字一出,就知道这是关于冷战这个特殊时代背景的影片。
影片一开始,是一些朴素的脸庞正在演唱着传统的歌谣。
这些歌曲都是波兰当地传唱的民间歌谣。
男主角维克多和同事们一起到乡下采风,收集着这些好听的民谣,顺便发现有天资的演员组成歌舞团。
在选拔时,他对来选拔的女主祖拉一见钟情。
大多数参加歌舞团选拔的人都投其所好,唱传统歌谣,唱着农耕时期的苦难辛劳,只有祖拉在独唱时来了一首电影插曲。
她的特立独行和表现力让维克多好奇,两人也在日常交往中擦出火花,坠入爱河。
歌舞团成立,素人演员们开始正式接受系统的歌唱和舞蹈训练,并开始到各地演出。
这些极富天赋的演员们和被挖掘的民间歌谣在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这便吸引了政府宣传部门的目光。
这个本来因为民歌的而成立的歌舞团,被招揽成为歌颂伟大领袖的文工团。
这样的改动,违背了歌舞团的初衷,反对此举的舞蹈家伊莲娜,也是歌舞团的创始人之一立场坚定,但更多的是识时务的人。
与她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位黑发女演员。
这位女孩的发色和眼睛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并非本地主要人种。
影片并没有过多的展现两个人为何消失、如何消失,只用镜头呈现事实,她们就是不见了。
歌舞团接受了改造,民谣的曲调,淳朴的嗓音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也因此越唱越响亮,得以在世界各地巡演。
祖拉也成了团里最红的明星。
民歌变了质,整个歌舞团也一样,政治功能性越来越重。
这让天生追求浪漫自由的维克多,无法忍受,逃到了巴黎。
可是祖拉却没有选择跟他一起走。
因为祖拉从前做过牢,进入歌舞团的代价,就是作为组织的眼线定期汇报状况,如果这样贸然逃离,风险极大。
几年后,她通过合法的方式离开了波兰,嫁了个意大利人。
她来到维克多所在的城市巴黎,他们俩终于可以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音乐了。
两个天赋异禀的音乐家,一个人作曲,一个人唱歌,这似乎应该是整个故事美好结局。
但是冷战时期的爱情故事,并不会就这样继续。
片中最美的场景是两人夜晚乘船,看着塞纳河两岸的美景,游船荡过建筑和树影,浮光掠影中俩个人紧紧相拥。
此时没有配乐,甚至连划船的声音都没有,两个音乐家的浪漫,竟然不是一同歌唱起舞,而是共享这片刻的寂静无声。
来到巴黎的祖拉,被别人贴了标签。
但祖拉并不喜欢这些夸大其词,带有政治色彩和偏见的形容。
更讨厌巴黎所谓的自由人,傲慢地俯视着她和她来自的地方。
在这里,音乐摆脱了政治,却没办法摆脱资本。
民歌还是得接受改造,曲风得改,改成更时髦的爵士。
词也得改,还得找当红的诗人来改,哪怕填词与歌曲的本意相去甚远。
在巴黎无所适从,她选择回到故乡波兰,但维克多却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家。
祖拉的来去都是合法的,维克多的性质是叛逃,如果回去却必须面临法律的裁决。
可是哪怕是这样,他还是选择回去坐牢。
时光流逝,维克多出狱,但监狱里的不可言说的遭遇让他的手,再也无法弹琴。
而祖拉,她还在歌唱,还在演出,但早就不再是她所爱的歌谣。
这一次,他们俩又一次相聚,又一次相拥,就像年轻时无数次在不同地方重逢一样。
可是这一次,他们又该去哪里呢?
他们回到了最开始认识的村庄,回到破败的教堂,在上帝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没有牧师,没有盛装,没有来宾。
只有一把代表永恒的药,你一半我一半,从此死亡也无法让我们分离。
他们坐在十字路口的板凳上,安静地等待死亡。
祖拉说:我们到对面去,那边风景更好。
镜头里两人缓缓走出了画面,空留背后的风景,只有风吹过。
鲁迅用"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一句话,让我们看见了孔乙己;
而《冷战》用一首歌的四种唱法,让我们看到了冷战时期,人和艺术的命运。
一开始是最本真的状态,淳朴而粗糙,简单动人。
之后,被学院派规范化,精雕细琢,成了登得上大雅之堂的节目。
接着,被政治重新编码,成了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
最后,逐梦音乐圈,成了被打造工人消费的商品。
前段时间鱼叔曾经介绍过德国电影《沉默的教室》,片中东德一个班的孩子,要逃往象征着自由民主平等的西德。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的男主角在坐上开往西德的汽车上,松了松领带。似乎逃到西方,就终于能喘口气了。
逃往西方,是《沉默的教室》对那段历史给出的答案,而在《冷战》里,这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