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名言 晏阳初名下的新乡村建设实验

关注乡村建设大约起源于梁漱溟,与他同一时代的晏阳初,经过在河北定县近10年的实验,使“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改革和建设如火如荼,不少仁人志士相继投入到中国乡村建设的事业中去。其中,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追寻当年晏阳初“定县实验”的足迹,于2003年7月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从晏阳初到温铁军,延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通过以免费的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来开启民智、发展民生,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播发。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近3年来第3个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也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行动纲领。

2006年4月7日,经过近3小时的颠簸,记者来到河北省定州市。上个世纪前半叶,这里因一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而闻名于世。 现在,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在晏阳初先生当年为平民教育奋斗过的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一个以先生名字命名的新的乡村建设学院,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2003年,时任《中国改革》杂志总编的温铁军,联合香港民间组织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国际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等,共同出资组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出任院长。

翟城村西北方向几百米处,这个学院相对独立而安静。 记者看到,学院大门两旁高书八个大字: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而除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块牌子之外,大门两侧还挂着“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培训基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合作社”、“国家985计划培训基地”等牌子。 “要是晏阳初还在, 农村就不会这么落后” 这是一个普通的北方乡村,1000多农户、5000多人口,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

如同其他乡村一样,记者在街头见到的基本都是中老年人、妇女和儿童。 “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从街道两旁墙壁上的大幅标语中,依稀能感受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自治第一村”的影子。“子曰:仁者,二人也,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儒雅的标语在其他乡村是很少看到的。 尽管已过了70多年,但翟城村的男女老少对“晏阳初”这个名字依然津津乐道,他们至今怀念晏阳初给翟城村带来的好处,并认为“要是晏阳初还在,农村就不会这么落后”。

2003年,翟城村村民花39万元买下一所废弃的中学校园,作为新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址。

此后,又集资1万多元,在新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进门处立了一座“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半身塑像。塑像背后的影壁上,晏阳初87岁时手书的“九大信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等赫然在目。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引起了一批平民教育家的关注,并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实践,以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最为典型,而翟城村就是晏阳初“农业实验场”所在。

“母亲参加了平教会的'千字课’读书识字,在家里纺布的时候还教我唱她在平教会学的《农夫歌》。”75岁的韩延科大爷告诉记者,虽然那时他还小,但清晰记得晏阳初除了教育之外还给这个村庄带来农业良种,“定州大黑猪也是晏阳初引进的,当时叫'波斯猪’,这让定州出了名。

原来本地产的'笨猪’只能长到100多斤,而定州大黑猪能长到几百斤”。 晏阳初除了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

他兴建剧场和电台,广播科学知识,建立保健院,推行包括接种牛痘在内的公共保健措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乡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

1936年,日寇对华北步步进逼,“定县实验”被迫中断。 历史常常在不经意间重续。 正由于翟城村在中国乡村建设史上的这一段辉煌以及与晏阳初的这一段渊源,才有了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而这次有着“中国农民代言人”之称的温铁军挑起了改革与试验的重担。

“晏阳初的'实验场’就在现在学院的大门前面不远的地方,原来村里的老人都管那块地方叫实验场,现在老人没多少了,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

”韩延科告诉记者。 曾经的“实验场”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绿油油的麦田,而旁边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发展模式正备受考问和质疑。 温铁军的反应很低调,“对于种种批判,认为我空想、违背经济规律也好,秀才下乡也好,我的态度既不反驳,也不辩论。

我现在还有条件做点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在被媒体追问现在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晏阳初、梁漱溟相比有哪些异同时,温铁军认为,“今天的人口和土地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都与晏阳初时代不同。

晏阳初提出中国农民有'愚、穷、弱、私’四个问题。现在教育比以前普及,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也比晏阳初时代要完善得多,'愚’和'穷’的问题已经改善。

” 但温铁军同时认为,“农民还是分散的,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落后,小农分散生产让他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弱’和'私’这两个问题仍然严重”。 据介绍,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对“劳动者免费入学”,两年多以来,已举办有关“三农”问题的培训班、论坛、研讨会几十次,吸引了全国各地上千人次的农民、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志愿者前来学习。

温铁军希望他们通过学习成为在农村致富、普法和维权等方面的带头人。 学院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初入学院,一排排青砖瓦房之外,还有一个类似蔬菜大棚的建筑,“这是学院的大礼堂”,随后见到的院长助理、CSD代表袁小仙看出了记者的疑惑,打开了木门。

记者仿佛进了一个小规模的城市体育场,经过几层土垒的类似看台的台阶,下到空旷的场子中央,几摞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和几张老式讲桌散落在场子周围,而一条“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合作组织交流会”的红色横幅挂在半空中,下面则是一面办公室常见的写通知用的白板。

“这是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先生设计的,是学院里的生态建筑之一。

”袁小仙指着顶上的金属骨架和塑料薄膜向记者介绍,“谢老师用了两副农民不要的蔬菜大棚的架子,在上面铺上塑料膜,在地上挖出几米深的方形坑,简简单单就构成一个半地下的大礼堂”。

“我们没想到他们会把这里当做一个室内体育场所。”袁小仙看着礼堂中的乒乓球台说,似乎得意于这个多功能建筑物的好处,“冬天白天在这里也不冷,我们开培训班的时候都在这里上大课;夏天也不会很热,因为它是半地下的”。

出了礼堂,经过几排校舍,记者跟随袁小仙来到两座从外形看类似townhouse的二层建筑面前。“这是学院生态建筑的另外两座,也是谢老师设计的,叫'地球屋001号’和'地球屋002号’。

这两座房子墙体用的是泥土,因为地球的英文单词'earth’有泥土的意思,所以谢老师给它们取了这样的名字。”袁小仙告诉记者,这两座风格与周围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式平房格格不入、名字也有些前卫的建筑,是谢英俊为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开发的生态农宅。

和目前农村里盖的砖瓦房不同,它们都是框架式的,先由梁柱斜撑等构件相互咬合成框架,再用土填充墙体,抗震性远高于砖混结构的房子,建筑寿命高达数百年,而且冬暖夏凉,“这种会呼吸的土坯房在西方很流行,造价也不高,如果农民采用换工方式协力造房,只要两三万元、两三个月就可以盖起一座”。

“他那个屋顶没有考虑到农民晒粮食的需要,斜斜的不实用。”韩延科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翟城村民对于生态农宅的态度,“是挺好的,但是我们住不习惯”。

尽管谢英俊设计的生态建筑获邀参加了2005年底在深圳举办的“建筑设计双年展”,但依然未被翟城村民接受。不过“墙里开花墙外香”,袁小仙告诉记者,河南省兰考县的两户农民要给自己盖这样的“家”。

现在,谢英俊的助手严晓辉正带领建筑队在兰考帮助这两户农民盖屋。 记者注意到两所“地球屋”内有浴室,但没有厕所。袁小仙解释这是有意设计的,“厕所在室外,是实行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

厕所是按国家疾病预防中心推广的粪尿分离原则设计的,本来想请公司做,但要花费2万元。现在这座是志愿者们协力,用当地人卖不出去的柳条和泥土盖起来的,造价很低,也很实用”。

这座土坯墙体、茅草屋顶的生态厕所门口有一块“入厕须知”的牌子,上写:本厕所为粪尿分离式非水冲生态厕所,请君尽力实现粪尿分离;卫生纸、烟头等一律入篓;便后请君自觉将一勺干灰撒入粪坑,注意防止煤灰掉入尿坑,然后盖板。

进入厕所内部,记者没有闻到一般农村传统厕所常常散发的臭气,拉开草席制作的厕门,一块长长的盖板盖在粪坑之上。拿起盖板,显现出与传统厕所不同:粪坑之外,多了前半部的一堆石子。“这是尿坑,用石子过滤尿液,不会产生气味。

粪尿分别收集到外边两个不同的池子中,无害化处理后,既不污染环境,又可作为有机肥料还田。”袁小仙说。 “学院正在兴建中国大陆第一组'六位一体’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生态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气池、生态厕所、猪圈、鱼塘和菜地,各自的产出物彼此循环利用,整个系统不对外生成垃圾。

这样的农业生产,在东南亚被称为'永续农业’。”在带着记者进入另一个生态建筑——“不用化肥农药、种菜储菜、养猪养牛、生产沼气”的大棚时,袁小仙向记者描绘着。

大棚内30多摄氏度的高温让穿着毛衣的记者几乎喘不过气来,菜叶上渗出的小水珠说明空气湿度非常大,黄瓜、辣椒、西葫芦等已经开始结果,“菜窖里储存的白菜萝卜也快吃完了,等外面天气好了,我们就会把大棚的塑料膜掀开”。

袁小仙介绍,棚前正在开挖的是一个池塘,准备用作蓄水和养鱼;但沼气设置还没有完工,因为负责此项工程的严晓辉去了兰考;而大棚里已经建好的牛棚和猪圈也是空空如也,看来“永续农业“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和地球屋一样,“永续农业”也没有被翟城村村民接受。很简单,如果不施农药化肥,只施有机肥,种植有机作物,“当年就会减产,成本还会提高”。而且学院并没像当年晏阳初的农业实验场提供良种那样,很快结出令人信服的果实。

“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去年种的西瓜收成不好,个头稍小。”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沙漠治理专业的志愿者黄志友坦承,对于农业的事情自己正在学习。

但在翟城村,这成了久传不衰的笑话。村民们夸张地形容,“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观念上的差异使学院与村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村民们说我们懒,院子里的草太高了,甚至要帮我们除草。”温铁军说,“我说我是坚持了几年才把生态环境恢复到这样,草多了,鸟儿也就多了,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

整个村子除了学院,哪里还有鸟?” 但是村民并不理会这一套。2004年夏天,学院试验田里开始出现害虫。在学院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杀虫无效后,村民实在看不过去了,拎着喷雾器就要向试验田里打农药,“你们不打,害得虫子都传到我们地里来了”。

“我们这几年没有施过任何化肥和农药,但现在麦子长势很好,这块地已经被改造得比较肥沃了,麦子自身的作用可能限制了杂草的生长,现在的试验田已经基本没有杂草了。

外边的田里,村民们则天天忙着除草。”袁小仙带着记者来到学院内的麦子地,指着绿油油的麦苗说,“其实中国农民有很多传统的农业经验是非常环保的,也是符合永续农业的思想的,比如自留种子。

但现在当地人把自留种子叫做'笨种子’,不觉得这是科学的,每年会花很多钱买种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突然,一首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调从学院的喇叭里传了出来,后来记者才知道这是晏阳初当年创作的《农夫歌》,而演唱者正是75岁的韩延科老人。

“十二点多了,食堂开饭了,走吧,去尝尝我们的有机食品。

”袁小仙招呼着记者。 由于2006年第一期的培训班刚于3月24日结束,现在到食堂吃饭的只有10个左右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午餐很简单,一个热菜土豆炖肉,几个凉菜和咸菜,主食有馒头、米饭和粥。

在一间教室的门上,记者看到了这一期培训班的作息表:起床6:50,早练、演讲7:00~7:30(演讲主题:我的理想新乡村),早餐7:45~8:15,上课8:30~12:00,午餐12:10~12:50,午休13:00~14:15,上课14:30~17:40,晚餐18:00~18:40,上课19:00~21:30,熄灯23:00。

而课程除了学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介绍“农村社区发展——翟城试验区案例”、“生态建筑介绍”、“计算机基础培训”等,还有北京农学院陈济生教授讲的“小尾寒羊养殖”,定州市农业局、新能源办的“无公害蔬菜种植,测土施肥”、“沼气技术”等农业技术课程。

记者来得不巧,学院里负责合作社和培训工作的潘家恩到外地去了,其他人因为各有各的工作,对具体情况语焉未详。

记者了解到,翟城村合作社由于找不到好的合作项目,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对此,学院的创建人之一邱建生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乏力。

“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在翟城这种没有尖锐矛盾的乡村中,分散的小农很难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难培育出合作意识;后天乏力,则是客观环境,包括金融制度等等,并不对合作有所支持,在一些情况下,合作在市场竞争中甚至处于弱势。

”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往河北定县。像一声发令枪,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及医务工作者响应晏阳初的号召,离开大都市,奔赴农村。

他们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开展多种乡村建设运动。 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记者从学院里挂的当时的照片上看到,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 在黄志友的脸上,记者也看到了这种兴奋,他总是笑呵呵的。但他的同学志愿者黄国良脸上却很少露出笑容。午饭时,记者听到这位曾在陕西支教一年的志愿者在和袁小仙讨论着学院的工作应该计划好。

“学院面临着困难,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晏阳初当时搞乡建,跟随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教授,有留学生,有专家,他们能很快将知识运用到农村里去。

但我们的志愿者大多是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有很大差距。”学院副院长、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建芝坦言。 记者注意到,除了学院里负责外联的谢文芳,其他人与村民的接触并不多。而当年的晏阳初曾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晏阳初本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之时,他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温铁军也认为,乡村建设分两方面,一是经过培训的农民,二是大学生的支农队伍。“要组织更多的知识分子去农村,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吸引农民,形成农民培训骨干。

在农民合作与大学生支农的过程中,相信并依靠农民不是问题,如何发动农民才是问题。” 2003年初,翟城村动议要和温铁军一起办学院的时候,曾想把学校命名为“晏阳初农业技术培训学校”。

2003年7月,温铁军和邱建生来翟城商谈办学时说,我们来办学,就要认同我们的理念,不能要求短时期内见效。温铁军认为,让定县人感念良深的农业技术,早已经不是一帖快速见效的济世良方,他看重的是晏阳初推行“定县实验”的经验中没有被乡村记忆所记取的那些东西。

“怎么着也得先脱贫吧,老组织我们唱歌有什么意思。”从五湖四海奔来的参加培训的农民们大都有些失望,他们原以为乡建学院就是一个免费传授农业技术的地方,但来了一看,与自己的初衷相差甚远。

“你们讲的乡村建设这些东西是挺好的;可是太空了,有用吗?”参加第一届培训班的山东农民史存义当时就有这样的疑问。 翟城村的村民也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他们很快从学院建立之初的兴奋中冷静下来,期望中的招商引资、培育新品种等都没有出现。

晏阳初成了质疑的“武器”:晏阳初在定县,搞猪品种改良,搞优质棉花育种,打井,办学校,给村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现在,只看到他们不停地在里面建房子,“玩虚的”。

“村委会当初请温铁军等在翟城办学院,花了大价钱买下学校,是希望在此办学能够对村里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现在,投资没有看得见的回报。

”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说。 “学院已经搞了两三年,也没搞出新名堂来。农民就是种地,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希望着能引进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生活水平。”韩延科也承认晏阳初时代引进的新东西很成功,是因为“当时人们口味还低,档次还低,引进什么新东西都是好的。